【覺醒】路易十四的專制統治哲學：「王的權威幾乎都在於行動」

路易十四

【專制法國對荷蘭共和國－政治對照的研究】
本文摘自《覺醒：東西方交會下近代西方思想文明的重生與轉變》
作者：查爾斯．弗里曼（Charles Freeman）
出版社：時報出版

全能的上帝近來和全人類吵起架，就把韁繩給了惡靈去繞行整個地球；就憑這十二年來降臨在人類身上、不只發生在歐洲而是在全世界的最奇怪變革和最恐怖事情，我膽敢說，自從亞當墮落以來，都沒在這麼短時間裡這樣變革。
——威爾斯講道者詹姆斯‧ 豪威爾（James Howell），一六四五年

十七世紀威爾斯講道者詹姆斯‧豪威爾在一個宗教激烈衝突的年代說的話，很精準地歸納出歐洲這個紛擾世紀的前半段的諸多事件特徵。改革者強調了上帝對於亞當之罪的持久憤怒。現在基督教世界分裂成教義不相容的兩個陣營，每個都聲稱獨占了對人與上帝關係本質的理解，因此人們大可相信，十七世紀前半席捲歐洲的戰火是上天不悅的直接結果。宗教不論是透過引領政客和君主的良知或者透過嚙合於國家權威中，都在十七世紀的歐洲政治上起了越來越重要的作用。教宗權力不再能強迫施行宗教信仰。不論是天主教徒或新教徒，教派正統性都只能藉由政治機構以其通過之法律來強迫施行。就如法國律師艾蒂安‧帕斯基耶（Étienne Pasquier, 1529-1615）所言：

（一個國家的）整體基礎，原則上仰賴宗教的建立，因為宗教的恐懼和敬畏能讓所有臣民維持不踰矩，效果甚至勝過君主的存在。因此執政官應該最優先避免宗教出現變異，或者同一國家內不同宗教的存在。

對大部分統治者來說，宗教變成了一種對王國強加施行權威的手段。

這就為歷史學家留下了一個挑戰，也就是要區分民族主義和宗教在十七世紀各衝突中起的作用。歐洲國家之間的鬥爭，對操控宗教認同的仰賴程度，就跟仰賴有決心與領袖魅力的領導者能夠有效運用軍事資源一樣。過去在傳統上，學者們都把三十年戰爭終結於一六四八年指為世俗政治重要性終於高過宗教政治的一刻，但隨著人們認識到宗教（從十七世紀末一直到十八世紀）都持續有著突出地位，這種看法漸漸被瓦解。一六八五年，當歐洲最有權勢的君主——法國的路易十四廢除了保護雨格諾派權利的《南特敕令》，造成了新教歐洲出現的難民潮時，就讓我們知道實情便是如此。所有期待接下來這個世紀一定會出現宗教態度更寬容之政府的希望都消退了。

在這樣的背景下，很難看出有什麼跡象，會顯示歐洲正在掙脫教派教條主義及君主專制，去採納下個世紀伏爾泰會擁護的那種言論宗教自由。確實，就如我們等下便會看到的，路易十四能夠操控古典的前例，來維持君主專制，對古典資料來源的吹捧則是打開了復興羅馬帝國權威的機會。然而，皇家的專制也不是處處都能蓬勃發展。在英格蘭，人們通常認為一六八八年那場讓荷蘭省督「奧蘭治親王威廉」（William of Orange）和其妻子瑪莉上位的「光榮革命」（Glorious Revolution），讓大不列顛王國（Great Britain，在一七○七年與蘇格蘭統一後形成）走上了完全國會民主之路。然而，即便在此處，就算英國比較早重新接納猶太人，並（於一七○八年）立法允許數萬名法國流亡新教徒歸化，宗教偏見卻還是頑強健壯：王朝復辟（Restoration）的宗教協定雖然不像路易廢止《南特敕令》那麼嚴苛，但還是對羅馬天主教徒和不信奉國教者施行了限縮性的褫奪公權。

這裡篇幅有限，不太可能條理清晰地敘述那場恐怖的三十年戰爭（一六一八－一六四八年），我也不打算這麼做。這場戰爭中有著不斷變化的一組組結盟關係，為歐陸大部分地區帶來了毀壞。一六四八年《西發里亞和約》終結衝突之後，有三個國家崛起成為要角，分別是在母后攝政於一六五一年結束後很快就會由路易十四（一六三八年生）掌控的天主教法國；擴張到了奧地利和匈牙利之外、北至波希米亞的天主教哈布斯堡帝國；還有信奉路德派的瑞典，在下個世紀初被俄羅斯沙皇彼得大帝打敗前，它都是波羅的海的主導國。新教的普魯士人也開始了漫長的強權崛起之路，最終將於一八七一年把德國統一為一個帝國，但此時的德國仍分裂成眾多的小公國，且大部分地帶都在戰爭影響下被徹底摧毀。喀爾文派的荷蘭共和國也總算結束了和天主教西班牙的衝突，而能夠開啟一段「黃金時期」；這段期間，身為商業國家的荷蘭，繁盛興旺的程度遠遠超乎國土大小所能預見。十六世紀在南美洲進行了驚人的大開拓後，此時的西班牙早就處於衰退期，但他們仍然在西屬尼德蘭以及義大利部分地帶維持強勢地位，包括過去的米蘭公國以及義大利南部。弗朗什——孔泰（Franche-Comté）則接手掌管了南北之間的地帶。英格蘭那一連串大傷元氣的內戰則是邁入了第七年，並將於一六四九年經歷君主查理一世的處決。接下來十一年間英格蘭是共和制的共和國（Commonwealth），直到查理一世的兒子查理二世（Charles II）於一六六○年復位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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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和西班牙之間的戰爭持續到了《西發里亞和約》之後。西班牙迫切希望簽下協定，並把王女拿出來當籌碼，也就是西班牙國王腓力四世的女兒瑪麗亞‧特蕾莎（Maria Theresa）。年輕法國國王的首席大臣馬薩林樞機主教（Cardinal Mazarin）對路易的健康有所顧慮，因此執意要他閃電成婚並留下後代。由此而來的一六五九年《庇里牛斯條約》（Treaty of the Pyrenees）為法國贏得了王女，但也公認了西班牙的衰弱，並確保了法國領土向南方以及一部分的西屬尼德蘭擴張，而後者就法國來說是最脆弱的邊界。

法國現在是歐洲最強大的國家，人口眾多，經濟相對穩健，還有一支與國力相符的大軍。而路易又鞏固得成功。隨著馬薩林死去，二十二歲的路易從一六六一年開始獨攬大權，此後這位剛毅的年輕君主為這個歷經長期內戰的王國帶來了穩定和動力。他散發出令人生畏而堅毅的形象，有著其他歐洲君主對手缺乏的領袖魅力和老奸巨猾。他的財務總管尚－巴蒂斯特‧柯爾貝（Jean-Baptiste Colbert）培養了新的工商企業，而這些結合起來讓法國成了強大對手，已經站穩腳步準備進一步強化其國際地位。整個一六六○年代，有條不紊的柯爾貝擴張了自己的責任範圍，幾乎涵蓋了作戰以外的所有行政部門。他以極大熱誠去承擔的其中一個責任，就是監督該國文化生活。

事實上，路易是透過藝術、文學和學術來強迫推銷自己，宣揚他的每個成就，來昭告一種王（roi）、法（loi）、信仰（foi）合一的形象。他底下有一整隊傑出才俊在支持他：戲劇方面有拉辛（Racine）、莫里哀（Molière）和高乃依（Corneille），音樂方面有尚——巴蒂斯特‧ 盧利（Jean-Baptiste Lully）和馬克——安東尼‧夏龐蒂埃（Marc-Antoine Charpentier），繪畫方面有勒‧布朗（Le Brun），建築方面有勒‧福沃（Le Vau，其作品包括凡爾賽〔Versailles〕巨大的新宮殿），以及勒‧諾特爾（Le Nôtre）的正統庭園設計；而其中劇作又特別為古代希臘悲劇提供了新的詮釋方式。柯爾貝創立了一整組全新而不同凡響的學術院Académie），包含繪畫、雕塑、音樂和其他藝術。其中一間羅馬法蘭西學術院（Académie de France à Rome），有著強化法國與古城羅馬之文化連結的重要作用。科學院（Académie des Sciences）則是與一六六○年英格蘭成立的皇家學會（頁九二九——三一）相輝映。法蘭西文學院（Académie des Inscriptions）整理出格言和適用的神話場景來描繪國王。學術院的成員得主動支持國王，國王則會給他們退休養老金來進一步保障他們的忠誠。

簡單來說，這是一個以「太陽王」（le Roi-Soleil，在他採用太陽為個人象徵符號之後就被這麼稱呼）路易的人格特質和雄心抱負為中心的君主制。他從小就被灌輸「王的權威幾乎都在於行動」，而他把這個角色發揮到極致，主政期間幾乎一週七天主持會議。儘管從路易的大臣總是對他卑躬屈膝，且他靠著一支龐大（至少很昂貴）的軍隊當後盾而保有影響海內外行政之權力來看，他的統治的確是專制主義沒錯，但他也是個講求實際的人。他可不是拿破崙或腓特烈大帝那種人。（最近一位替路易作傳的作者菲利普‧曼瑟〔Philip Mansel〕替路易強化北方萊茵河前線的行動做了一個總結，說路易「對地理的了解優於拿破崙，後者相信法國延伸到了易北河和台伯河」。）就如傑出的宮廷講道者賈克——貝尼涅‧ 博須埃（Jacques- Bénigne Bossuet, 1627-1704）持續提醒國王的：或許他是上天派來統治法國的人，但他還是要尊重教會的教誨。在路易的統治下，對外擴張是以強化法國邊界為目標，而不是為了對外擴張而去征服領土。重點是放在能讓法國睥睨鄰國並對他們耀武揚威的外交關係上。

《覺醒：東西方交會下近代西方思想文明的重生與轉變》

本書章節以年代依序劃分，例如查理曼大帝重建知識學習的地位、彼得‧阿伯拉（Peter Abelard）以及為理性思辨的抗爭、城邦國家的復活、中世紀大學（Mediaeval University）的興衰、十三世紀的科學復興、文學與政治思想的演進、人文主義的出現、佛羅倫斯的文藝復興、柏拉圖重返歐洲思想界、印刷機的發明、教皇權威式微與平信徒的崛起、新教的宗教改革、天主教的反宗教改革、天文學的發展……等等。最後以辯證西方思想是否真的重獲開展做結。

這是一場刺激的知性發現之旅。弗里曼引用了各領域的最新學術論證，並將從中世紀到現代初期千絲萬縷的歐洲知識發展過程彙編成一部條理分明、資訊豐富、且可讀性高的精采敘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