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後的不列顛帝國


【逐漸下沉的鐵達尼號】
本文摘自《英格蘭的史詩:務實.法治.傳統.中庸,揭開千年淬鍊的島國認同》
作者:羅伯特.圖姆斯(Robert Tombs)
譯者:黃中憲
出版社:衛城出版

衰落主義對外交政策有著非常深遠的影響,各黨政治人物在二戰後都認為不列顛必須維持全球主要強權的地位。今人普遍將不列顛看成眛於形勢且背離了「融入歐洲」這條應走之路,誠如東尼.布萊爾所說:「我們很難想像在那個吃蛋白粉的帝國年代,不列顛政治人物怎麼會從歐洲情勢得出了錯誤的結論……緊抓著無關緊要的假定和過時的信念不放。」 這如今仍是衰落主義的一貫看法。有位著名記者二○一一年以感傷的口吻寫道:「我國未能在世上找到安然自得的新定位,真是可悲。」而他認為那與不列顛帝國有關。

但當時不列顛政治人物對歐洲並非漠不關心,一九五○年代的民調顯示公眾支持歐洲一體化。貝文的問題在於野心太大,想打造一個獨立自主的歐洲超級強權。誠如先前所說,這些願景已在冷戰的背景下破滅。歐洲開始藉由「歐洲煤鋼共同體」(European Coal and Steel Community)邁向經濟整合,也讓這些願景不再可行。此時不列顛政策的重心,是希望透過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確保美國繼續支持歐洲安全。根據一九四七年的一項條約,不列顛私底下與美國從事前所未有的情報共享。此條約如今仍有效,簽約國還包括加拿大、澳洲、紐西蘭。

不列顛與美國的關係(不列顛人視為「特殊關係」)在當時並未構成不列顛與歐陸整合的障礙—正好相反,因為美國人大力支持歐洲一體化。但如今常有人主張,這一「特殊關係」鼓勵不列顛政治人物和民意死抱著全球野心不放,而非鼓勵他們謙遜地當歐洲聯盟最早的夥伴。也常有人指出「特殊關係」多麼不平等,指出不列顛政治人物多愛誇大這項關係。「英美特殊關係」因此可以被視為「衰落主義」的另一個表徵:表示不列顛既接受國力逐漸衰退,又想予以補救或掩蓋。但撇開冠冕堂皇的辭令不談,認為不列顛因為這一關係而處於劣勢的說法並非不證自明。不列顛為了維持美國與歐洲協調一致而付出的代價,乃是國防預算始終偏高(比德國高,與法國差不多,但低於美國),以及取得嚇阻用的核武。到了一九五八年,研發核武的成本已高到使不列顛不得不局部倚賴美國科技並簽署一份核子合作協議。一九六三年麥克米蘭與美國總統約翰.甘迺迪簽署的《拿騷協議》(Nassau Agreement),讓不列顛擁有了使用北極星飛彈且負擔得起的潛載核武。

身在百慕達的麥克米蘭與約翰.甘迺迪

不列顛外交政策的另一個重要支柱是歐洲。歐洲一體化這個古老夢想,從戰間期以來就再度受到重視。工黨籍知識分子哈羅德.拉斯基(Harold Laski)一九四四年就曾預言:「民族國家的時代已結束……從經濟上看,舉足輕重者是大陸:美國、俄羅斯,以及中國與印度,最後是非洲……這場戰爭的真正教訓,乃是我們要把歐陸結成聯邦,否則難以與之抗衡。」重建歐洲諸經濟體、抵抗共產主義,以及阻止德國民族主義東山再起的需要,逐漸從外交辭令變成外交政策。一九五○年,法國外長羅貝爾.舒曼(Robert Schuman)在美國鼓勵下提出「舒曼計畫」(Schuman Plan),為德、法、荷比盧諸國的鋼鐵業由超國家機構控制一事鋪路。此計畫也主張成立歐洲部長理事會、歐洲法院與歐洲議會。

一九五一年四月的《巴黎條約》成立歐洲煤鋼共同體,表明政治一體化的決心。舒曼計畫被當成既定事實提交不列顛,事前刻意未徵詢其意見,並僅給了四十八小時決定是否接受。貝文不想接下約束不列顛在歐洲以外追求利益的歐洲境內「義務」,而且對超國家的設計心存懷疑(據說他曾說那是「一個裝滿特洛伊木馬的潘朵拉盒」)。工黨才剛將煤鋼業收歸國有,使政府和工會都不願把控制權交給盧森堡境內一個無法問責的機構—誠如繼貝文接任外交大臣的赫伯特.莫里森(Herbert Morrison)所說:「達勒姆的礦工絕對無法接受。」

由於三○年代經濟大蕭條與第二次世界大戰導致歐洲殘破不堪,不列顛的貿易對象早已轉向他地,尤其是「舊國協」國家,不列顛從那些國家進口廉價食物,並向它們出口製造品。從後見之明來看,這很顯然是個異常且短暫的情況,甚至當時某些人亦看出這點。但工黨基於情感和自身利益的雙重考量,選擇支持殖民地發展和強化本國與國協的關係,也是可以理解的事。歐洲在一九五○年只占不列顛出口量的一成,歐洲煤鋼共同體六個成員國對不列顛經濟的重要性差不多僅等於澳洲一國—紐西蘭甚至比德國還重要。誠如凱因斯所說:「對我國出口商有利之事,乃是以全世界為他們的施展空間。」

巴黎條約

工黨拒絕加入歐洲煤鋼共同體也就屬必然之事。歷經蘇伊士挫敗之後,法國人對盎格魯撒克遜人大失所望,改以歐洲和德國為依託來取得大國地位。法國於一九五七年三月簽署《羅馬條約》,成立歐洲經濟共同體,矢志走上「日益緊密的聯盟」。

如今大家普遍斷言,如果不列顛在一九五○年代期間早早就加入,憑藉其道德高度和政治份量就能夠領導歐洲,或使形勢照有利於自己的方向走。照不列顛官方歐洲政策史學家的看法,這個不列顛掌舵觀「充斥民族主義假設」—與那些支持其世界強權地位觀的假設相比,這些假設「一樣打高空而且更誤導人」。

一九五八年不列顛欲與歐洲經濟共同體談定自由貿易協議時,就戲劇性地證明這一說法。甫掌權的戴高樂將軍於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停止此談判—他三次動用否決權,就屬這次傷害最大。儘管德國「經濟奇蹟」的運籌帷幄者暨德國財長路德維希.艾哈德(Ludwig Erhard)贊成簽訂此自由貿易協議,但德國總理康拉德.阿登納(Konrad Adenauer)不願與法國作對。不列顛只得於一九五九年另外成立歐洲自由貿易協會(European Free Trade Association),並獲瑞典、丹麥、挪威、冰島、芬蘭、瑞士、奧地利、愛爾蘭與葡萄牙加入。

但不列顛不久後就揚棄此一政策,而「衰落主義」在此起到至關緊要的作用,使不列顛在自覺走投無路下只能冀望於歐洲經濟共同體,希望加入後既能挽救其所認定的經濟失敗,又能撐住其在華府和國協的影響力。華府不喜歡歐洲自由貿易協會,力促倫敦申請加入歐洲經濟共同體。一九六○年不列顛的內閣委員會示警道,「如果我們試圖繼續在外游離,切記這會與我們海外領地的縮水同時發生,搞不好我們就不再有資格聲稱自己是世界強權。」外交部擔心「在最好的情況下,我們只能當美國主宰的同盟裡一個次要國家」。一九六一年麥克米蘭正式申請加入歐洲經濟共同體。外交大臣塞爾溫.勞埃德(Selwyn Lloyd)認為,「問題在於要如何在經濟上接受這個不合己意的『共同市場』,並使其政治影響對我們無害。」

這一問題會繼續讓數代政治人物傷透腦筋。

戴高樂

主要麻煩是法國。一九五八年十二月,戴高樂當上新誕生之法蘭西第五共和的首任民選總統,在這個深感來日無多而急欲成就一番大事業的戴高樂領導下,法國國勢蒸蒸日上,雄心遠大更甚以往。他打算讓法國成為歐洲的龍頭老大,「寧可當小糞堆上的一隻公雞,也不想有兩隻公雞站在一坨較大的糞堆上」(一九六三年麥克米蘭向心存同情的美國甘迺迪總統所說的話)。麥克米蘭的挫折不滿,源於一月十四日一場電視轉播的記者會。經歷過漫長疲累的談判,戴高樂突然在此時否決不列顛的入會申請,理由是「英格蘭是個以航海為業的島嶼,因其貿易、市場與食物供給的關係,往往會與那些最多樣且最遙遠的國家綁在一塊」。

普羅富莫醜聞令麥克米蘭不堪其擾,而戴高樂否決入會的羞辱,則進一步削弱他在國內的領導地位,該年十月他辭職下臺,官方理由是健康不佳。自一九六三年以迄此時,工黨一直以哈羅德.威爾森為黨魁。他是當時最厲害的政治人物,是文法學校出身的新式英格蘭北部專業政治人物的原型。由於這類政治人物的崛起,公學出身的過氣上層階級政治人物似乎逐漸失勢,而麥克米蘭和接他保守黨黨魁之位的第十四任休姆伯爵(Earl of Home),則是後一類人物的代表。休姆伯爵為人值得尊敬且受人歡迎,但觀念陳舊,大概是不列顛最後一個貴族出身的首相。他在一九六三至一九六四年(在拋棄伯爵爵位的情況下)擔任首相一職—據說他母親曾說:「亞歷克(休姆伯爵之名)願意接下此職務真好。」因此,一九六四至一九七○年擔任首相的哈羅德.威爾森,正體現了一九六○年代社會與文化的變遷。他是頌揚「實用主義」的經濟學家,「靠能力出人頭地」這個新觀念的化身。事後來看,他似乎是個理念出奇模糊的人物,沒有足以彰顯其一貫立場的理念,主要是靠「在政界一星期算久」這句名言留名後世。一如他的大部分黨員同志,他對加入歐洲大家庭心存猜疑,力促支持國協貿易:「我們不該為了在杜塞爾多夫賣洗衣機取得不甚可靠且微不足道的優勢,就出賣我們的親友。」

但在一九六四年執政後,威爾森立即發覺國協貿易促進計畫根本是癡心妄想,於是他重新申請加入歐洲經濟共同體,認為不列顛就像年老色衰的美女,歐洲則是富有進取心且前程大好的年輕男子:即使不是情投意合,那也可能是不列顛享有安穩人生的最後機會。

但戴高樂於一九六七年五月十六日第三度祭出否決權,言語「格外憤懣、敵視與輕視」。

他說不列顛從經濟上來說不夠格成為會員,只是因為走投無路才想加入。戴高樂對身邊的人說,英格蘭人「是個破舊不堪的民族」。

戴高樂在巴黎學生暴亂下顏面無光,一九六九年下臺。海峽彼岸的愛德華.希思(Edward Heath)在隔年上臺,組成保守黨政府,立即趁此機會申請入會。當時的主流觀點就是不計代價入會,認為這是挽救不列顛外交、經濟、政治「衰落」的唯一解方:誠如希思首相的某位顧問所說,不列顛就像「逐漸下沉的鐵達尼號」,而歐洲則是救生艇。

希思這位歷來最「親歐」的不列顛首相向法國人保證,不列顛人這時願意「把歐洲擺在比他們在世上其他利益還優先的位置」,但他也私下埋怨歐洲人「一再咄咄逼人,為了他們自身利益擬了些規定,然後以不接受就拉倒的心態向我們提起」。

愛德華.希思

不列顛首席談判人員是歐念儒(Con O’ Neill)爵士,他很清楚歐洲經濟共同體的重點在支配權:「它的政策對我們並非至關緊要,有許多政策還很不妥。」但若不加入該組織,不列顛就會淪為「一個比較大的瑞典」,而不列顛政府認為那下場簡直比死還糟。入會條件嚴格,包括把不列顛幾個大漁場與他國分享、接受提高價格和阻礙進口以保護農業這個「共同農業政策」,同時不列顛要出大筆錢給共同基金,但歐念儒只得「無奈接受」。

由於民意自第一次加入未果後就已不支持此事,因此政府發動二戰以來最大規模的官方宣傳,並得到商界和大部分知識分子熱烈響應。政府小心翼翼去除此議題的政治成分:「這個共同體……不會要法國人吃德國食物或要荷蘭人喝義大利啤酒。」歐洲經濟共同體快速的經濟成長是宣傳的主要著力點,在官方宣傳小冊《不列顛歐洲人》(The British European)的第一頁,一位穿著聯合王國國旗圖案比基尼的性感女郎喊著:「歐洲好玩!更多工作機會與更多的玩樂!」

政治人物和外交官隱瞞(或許也自我欺瞞)在創會條約裡清楚記載的承諾:走上「更緊密的聯盟」,並把其斥為「空話」。《歐洲共同體法案》(European Communities Act, 1972)是入會的法律基礎,宣告歐洲法律所創造的現有或未來的「權利、責任、義務、限制」,全都「不需要由不列顛國會進一步制定法律」就自動適用於聯合王國,而且位階還高於英格蘭(和蘇格蘭)法律。高階法律機關辯論這是否已終結或能終結議會主權,卻得不出明確結論。公眾也一頭霧水,往往在爆出新奇有趣的事時才察覺到此項爭議,例如「公制烈士事件」(metric martyrs)—二○○三年,一位桑德蘭(Sunderland)市場的蔬果小販,居然因為以鎊為計重單位而遭傳喚出庭。

如果不列顛統治者沒有對「衰落」一事那麼慌張失措,他們會不會採取另一種政策?如果當初慢慢談而不急於「無奈接受」,與歐洲的關係會不會反而比較好,比較沒有波折?如今大家普遍說不列顛太晚才加入這個「共同市場」,也許事實正好相反,或許是加入的太早了—就在歐洲諸經濟體進入停滯期前夕,在不列顛正視自己經濟缺點之前加入。政治人物急於速成,迴避了入會可能會造成權力與主權轉移的疑問。事實證明戴高樂擔心「英格蘭」入會後搗亂,的確有先見之明。

註:本文為節錄文章,關於文章後續,讀者請參閱《英格蘭的史詩》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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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格蘭的史詩:務實.法治.傳統.中庸,揭開千年淬鍊的島國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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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羅馬哲學家和政治家西賽羅曾說:「沒有書本的房間就像個沒有靈魂的軀殼。」現在,就從值得細閱的書本裡節錄精彩的文章,在這裡開始進入書的世界,尋找文字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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