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格蒙德．弗洛伊德
【打破寧靜】
本文摘自《現代心靈：一部20世紀思想史，看懂人類思想脈絡如何形塑當今世界，未來又將去向何方》
作者：彼得．沃森（Peter Watson）
譯者：張鳳、楊陽
出版社：商業周刊
揭開潛意識的面紗
一九○○年一月六日星期六，在二十世紀誕生還不到一個星期的時候，一篇書評出現在奧地利首都維也納，它將完全顛覆人類對自身的認知方式。從嚴格意義上說，書評中介紹的這本書在前一年的11月就已經在維也納和萊比錫出版了，但這篇書評誕生於一九○○年，而正是它讓大眾第一次聽說了這本書。這本書就是《夢的解析》，其作者是一位來自摩拉維亞的小鎮弗萊貝格的44歲猶太醫生，名叫西格蒙德‧佛洛伊德。佛洛伊德在家裡八個孩子中排行老大，表面上是個傳統的人。他篤信規則，嚴格守時，平時所穿的西服也都是由夫人親手挑選的英國面料裁剪而成。他年輕時自信滿滿，曾經打趣說：「我的裁縫給我打造的衣著面貌和我的教授給我打造的精神面貌同樣重要。」雖然佛洛伊德喜歡戶外且愛好登山，但他也是個抽起雪茄就沒完的老煙槍。他的弟子兼朋友漢斯‧薩克斯（Hanns Sachs）經常與他一起從事他最喜歡的休閒活動——採蘑菇。漢斯這樣回憶佛洛伊德：「他有著深陷的眼窩和銳利的眼神，以及在鬢角處尤為高聳的飽滿天庭。」但佛洛伊德最讓朋友和評論家關注的卻並非他的眼睛，而是從雙眼中流露的智慧光芒。如他的傳記作家喬瓦尼‧科斯蒂根（Giovanni Costigan）所說：
「他的目光中存在難以捉摸的東西：一些理性的苦楚，少許的懷疑，還有憤慨的成分。」
佛洛伊德這複雜眼神的由來有著充分的緣由。雖然在個人生活習慣方面他可能是個傳統的人，《夢的解析》（The Interpretation of Dreams）卻是一部備受爭議的著作。而且在當時絕大多數的維也納人看來，這也是一部石破天驚之作。對外部世界而言，一九○○年的維也納，這座奧匈帝國的首都是一座典雅而古老的大都市。維也納大教堂哥德式的尖頂刺破天際，俯瞰著整個城市巴洛克式的屋頂和裝飾華麗的教堂。帝國的宮廷裡充斥著浮誇而陰鬱的迂腐氣息，皇帝本人也仍按照西班牙的傳統方式用膳，所有的銀器都要擺在餐盤的右側。這種宮廷的浮華氣息也是佛洛伊德厭惡維也納的一大原因。一八九八年，他寫道：「住在這裡真是一種煎熬，沒有任何克服困難的希望能在這種氛圍裡殘存下去。」他尤其厭惡奧地利的「八十世家」（eighty families），那些「世代相傳的傲慢，呆板的禮數規矩和出自其門下成群結隊的官員」。這些維也納貴族世家之間經過歷代通婚，實際上已經融合成一個龐大的家族。他們相互之間以「你」（不使用敬語「您」）相稱，甚至直接以綽號和昵稱戲謔，整天都在各自的派對和沙龍之中混日子。
佛洛伊德厭惡的還不止這些。他還將「可惡的聖斯德望主教座堂的尖頂」（abominable steeple of St Stefan）看作教權主義壓迫勢力的象徵。他本人也並非音樂愛好者，因此對「輕佻」的約翰‧史特勞斯圓舞曲懷有鄙棄之意。基於所有這些，我們不難看出他為何如此厭惡這座他居住的城市。但憎恨並不一定是佛洛伊德對維也納的所有感情，也有證據表明他對這座城市也存有好感。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十一日，當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槍聲逐漸歸於平靜，他在備忘錄裡寫下了這樣的筆記：
「奧匈帝國雖然不存在了，我卻不想搬到別處去。對我來說，移民是絕不可能的。我將和這帝國的碎片一起生活下去，假想它並未破碎一樣。」
但是，當時維也納日益滋長的反猶主義（anti-Semitism）是佛洛伊德無法迴避的問題，也是他對維也納生活懷有如此矛盾心態的一大原因。這種反猶情緒隨著維也納猶太人口的增長而逐漸高漲。一八七三到一九○○年間，城中猶太人的數量從七萬人增加到十四萬七千人，而伴隨左右的反猶主義已成氾濫之勢，據說有的患者甚至會把猶太醫生稱為「猶太豬玀」。反猶分子卡爾‧呂格爾（Karl Lueger）也當上了市長，而他曾經提議把所有猶太人統統塞進船艙然後沈入海底。
佛洛伊德總是對一絲一豪的反猶情緒都極度敏感，他至死都拒絕接受任何將他的作品翻譯成希伯來文或意第緒文（Yiddish）的版稅。他曾經告訴卡爾‧古斯塔夫‧榮格（Carl Gustav Jung），他自認為是約書亞，「註定要探索精神病學的應許之地」。
維也納的精神生活之所以塑造了佛洛伊德的理論，還有鮮為人所知的另一個原因，也就是「治療虛無主義」（therapeutic nihilism）的學說。根據這種學說，社會的頑疾無藥可醫。雖然這種學說廣泛適用於哲學和社會理論領域（奧托‧寧魏寧格〔Otto Weininger，一八八○—一九○三〕和路德維希‧維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都持有類似主張），但這一概念實際上最初是作為醫學院的一種科學理念誕生於維也納。因為從十九世紀初開始，人們就對疾病懷有迷戀的心態，認為疾病有其自身的發展過程，患者只能任由疾病走完這個過程，而周圍的人也只能對患者抱有深切的同情，並相應地忽略治療手段。這個傳統在佛洛伊德就讀醫學院的時候仍在盛行，但他旗幟鮮明地予以反對。對我們來說，佛洛伊德對治療的嘗試似乎只是充滿人文關懷的行為，但在當時，它為佛洛伊德理論的離經叛道添加了新的罪證。
佛洛伊德恰當地將《夢的解析》視為他最重要的成就。在這本書裡，佛洛伊德的人性理論的四大理論基石首次有了集中闡述：潛意識（the unconscious）、心理壓抑（repression）、嬰兒期性特質（infantile sexuality，導致戀母情結〔Oedipus complex〕）以及對心理的三重劃分（tripartite division）：自我（ego），即自我意識；超我（superego），即廣義上的良知；以及本我（id），即潛意識的原始生物表達。從十九世紀八○年代中期以來的十五年間，佛洛伊德發展了自己的思想，同時也完善了治療技術。他自視為達爾文開創的生物學傳統的忠實繼承者。在獲得醫師資格後，佛洛伊德申請到一份獎學金，拜入讓—馬丁‧沙爾科（Jean-Martin Charcot）門下。沙爾科是一位巴黎醫師，他為患有無法治癒的神經失調的女性患者開辦了一家收容所。他的研究表明，催眠狀態下可以誘發歇斯底里症候群。數月之後，佛洛伊德從巴黎回到維也納，閱讀了一系列神經學著作（比如關於腦性麻痺和失語症等），並開始與另一位傑出的維也納醫生約瑟夫‧布羅伊爾（Josef Breuer，一八四二一八四二—一九二五）合作。布羅伊爾也是猶太人，當時他已是維也納最德高望重的醫生之一，治療過很多著名患者。
他有兩項主要的科學發現：其一是發現了迷走神經在調節人體呼吸運動中的作用，其二是發現了內耳中的半規管具有控制身體平衡的功能。但布羅伊爾之於佛洛伊德乃至整個精神分析領域的重要性，在於他在一八八一年發現的「談話療法」（talking cure）。從一八八○年十二月開始的兩年間，布羅伊爾的病案簿中記錄著一個代號為「安娜‧O.」的病例。這位患者的真名叫貝爾塔‧帕彭海姆（Bertha Pappenheim，一八五九—一九三六），是一名生於維也納的猶太女孩，因歇斯底里症而求診於布羅伊爾醫生。安娜的父親因病去世，而她在照顧父親期間出現了一系列多變的身心症狀，表現為夢遊、癱瘓、人格分裂（時常表現為淘氣孩子的人格）及假性懷孕等。在治療過程中，布羅伊爾醫生發現，如果他允許安娜長時間地描述自己的症狀，那麼這些症狀都會暫時消失。實際上正是貝爾塔‧帕彭海姆首先把布羅伊爾的治療方法稱為「談話療法」，雖然她也把它叫作「掃煙囪」。布羅伊爾發現，在催眠狀態下，貝爾塔能記起在照顧病榻上的父親時自己是如何壓抑著自己的感情，而透過回憶這些「遺失」的感受，她能夠最終擺脫它們的夢魘。到一八八二年六月，帕彭海姆小姐的治療告一段落，療效評價為「完全治癒」（雖然我們知道她在治療結束後一個月內又住進了療養院）。
「安娜‧O.」的病例給佛洛伊德留下了深刻印象。有一段時間，他試圖催眠患有歇斯底里的患者，但後來放棄了這種做法，取而代之的是「自由聯想」（free association）：一種讓患者把想到的東西全部說出來的療法。正是在實施這種療法的過程中，他發現，在適當的情況下，許多人仍然能回憶起在其童年生活中所發生，卻早已遺忘的事件。佛洛伊德的結論是，雖然已經忘記，這些早期的事件仍然可以塑造人們的行為方式。於是潛意識和心理壓抑的概念就應運而生了。佛洛伊德也意識到，許多透過自由聯想的方式艱難地重見天日的早期記憶在本質上都是性。他進一步發現，許多「回憶事件」其實並沒有發生過，由此他發展了「戀母情結」的概念。換句話說，對佛洛伊德而言，患者表現出的不真實的性創傷和性錯亂都是一種心靈密碼，體現出人們內心深處的願望，也確定地表明人類嬰兒在生命的最初階段就有了性的意識。他說，在此期間，兒子被母親所吸引，並將父親視為競爭對手（戀母情結），女兒與父親之間亦然（戀父情結）。推而廣之，佛洛伊德認為，這種廣泛的動力貫穿了人的一生，並塑造了人的性格。
這些佛洛伊德的早期理論遭到了憤怒的質疑和接踵而來的反對。《性精神病態》（Psychopathia Sexualis）的作者理查‧馮‧克拉夫特—埃賓（Richard von Krafft-Ebing）男爵譏諷道：佛洛伊德關於歇斯底里的解釋「聽著像是科學童話」。維也納大學神經學研究所也趕忙撇清與他的關係。正如佛洛伊德後來所說：「我很快成了孤家寡人。」
佛洛伊德對此的回應是更加深入的研究，並用自己的理論來分析自己。一八九六年十月，父親雅各的去世促成了佛洛伊德的自我分析。雖然父子之間已相互疏遠多年，但佛洛伊德驚訝地發現自己仍不由自主地感傷父親的死，很多塵封多年的回憶也因此浮上心頭，甚至他的夢境也發生了改變。他從中辨認出自己對父親懷有潛意識的敵意，而這種敵意長久以來一直被自己壓抑。這促使他將夢境設想為「通往潛意識的捷徑」。佛洛伊德《夢的解析》的中心思想是，在睡眠中，自我就像是「在崗位上睡著的哨兵」。通常狀態下壓抑本我衝動的警惕也因此放鬆，所以夢境是本我展示自己的一種偽裝。佛洛伊德清楚地知道，把一本書押寶在解讀夢境上需要冒很大風險。關於釋夢的傳統可以追溯到舊約，但《夢的解析》一書的德文名Die Traumdeutung卻並沒有把這一來龍去脈解釋得很清楚。在德語裡，Traumdeutung一詞其實描述的是露天廣場上的算命先生常用的把戲。
《夢的解析》甫一問世，卻未激起波瀾，早期銷售慘澹。初版印刷的六百冊在頭兩年間只賣出了二二八冊，實際上前六年裡一共也只賣出了三五一冊。更令佛洛伊德懊惱的是，這本書完全沒有引起維也納醫學界的關注。柏林的情況也好不到哪兒去，佛洛伊德曾同意在大學做一場關於夢境的講座，結果只有三個聽眾。一九○一年，在他正準備對哲學學會演講之前，有人遞來一張紙條，懇請他「在講到令人不快的東西時停下來預先警告，以便在場的女士可以離開」。他的許多同事都同情他的妻子，「這個可憐的女人，她丈夫曾經是一個聰明的科學家，現在卻變成相當令人厭惡的怪物」。
如果佛洛伊德覺得有時候整個維也納都在反對他，其實支持他的聲音也在逐漸浮現。一九○二年，在佛洛伊德關於夢的研究開始後十五年，一位維也納高明的醫生威廉‧施特科（Wilhelm Stekel）在讀過《夢的解析》的書評後覺得不過癮，於是乾脆登門拜訪作者以求討論。隨後他要求佛洛伊德對他進行分析，並在一年後開始實行了自己的精神分析。他們二人還創立了「星期三心理學會」（Psychological Wednesday Society）。該組織每到星期三晚上就聚集在佛洛伊德家的客廳，在他「骯髒的老神」（grubby old gods，佛洛伊德之前弄來的出土文物）的無言注視下開展活動。其他成員包括一九○二年加入的阿爾弗雷德‧阿德勒（Alfred Adler），一九○四年加入的保羅‧費德恩（Paul Federn），一九○五年加入的愛德華‧希爾施曼（Eduard Hirschmann），一九○六年加入的奧托‧蘭克（Otto Rank）以及一九○七年加入的來自蘇黎世的卡爾‧古斯塔夫‧榮格。正是在一九○七年，學會正式更名為維也納精神分析學會（Vienna Psychoanalytic Society），從此其定期集會也改在醫師學院進行。當然，此時距精神分析為大眾接受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很多人也從來沒把它看作是一門正經的科學，但到了一九○八年，至少對於佛洛伊德而言，多年來被學界隔離的歲月結束了。
《現代心靈：一部20世紀思想史，看懂人類思想脈絡如何形塑當今世界，未來又將去向何方》
豐富多彩、令人目不暇給的20世紀，在思想史大家彼得‧沃森的筆下化為《現代心靈》這部百科全書式巨著。《現代心靈》聚焦於梳理了現代人類境況的觀念脈絡，包含從佛洛伊德到網路興起的全部知識發展歷程，可謂歷史領域的一大壯舉。沃森以綜觀全局的視野、精巧優美的筆法，將人類在20世紀的思想發展娓娓道來，以思想進化論的線索回顧20世紀，從潛意識、量子和基因等學科的基礎性發現，一路推進至網路、蟲洞、人擇原理等人類智慧的結晶。
本書不僅包含哲學、政治學、科學等傳統思想史範疇，更難得將藝術、文學、通識教育、工業設計等具代表性的人類心靈成就蒐羅其中，是堪稱最全面、最經典的一本現代史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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