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治時代建成的初代大藏省
【在大藏省看到一九四○年體制的真相】
本文摘自《日本戰後經濟史：精闢解讀戰後復興、高速成長、泡沫經濟到安倍經濟學》
作者：野口悠紀雄
譯者：張玲
出版社：日出出版
「從今天起，你就是通產省的人」
我在大學進了工學院的應用物理學系，專攻半導體研究。當時的指導老師是田中昭二教授，他在超導體的研究方面曾經獲得諾貝爾獎提名。田中教授極為重情重義，在研究上相當嚴格，在照顧學生方面也總是盡心盡力。
在研究室裡專心實驗到深夜的生活持續了數年，轉眼就到了該思考就業問題的時期。我從沒考慮過成為一名學者。因為做研究必須留在大學，繼續做幾年沒有薪水的研究，對於我這樣的單親家庭而言，並沒有這樣的餘力。當時能以當學者為目標的學生，多是富裕人家的孩子。我的一位高中同學在大學時讀經濟學系，他甚至曾經對我說：「成績太好會被建議留校，我可不能讀得太好。」
應用物理學系的畢業生，多半是進入日立製作所、東芝、八幡製鐵、富士製鐵、電電公社等大公司工作。
工學院的學生在大三和大四的暑假要去工廠實習。我在大四時曾到一家知名電機製造商的中央研究所實習了一個月。我不喜歡那裡的工作氣氛，希望能從事「視野更寬闊的工作」。於是我考了研究所，同時開始自學經濟學。
我覺得參加公務員考試最能證明自己學過經濟學，所以在一九六三年的初夏參加了經濟類職位的公務員考試。雖然並沒打算做公務員，但考試成績公布以後，我還是抱著增長見識的想法去通產省參加面試。沒想到走進會客室，正面坐著的一個人就站了起來，緊緊握著我的手，當場宣布「從今天起你就是通產省的人了」。
那個人是通產省的特許廳長官佐橋滋。他是通產省「統制派」的領袖，也是城山三郎的小說《官僚們的夏天》（新潮文庫出版）中「風越」這個角色的原型。作為通產省的非核心部門，特許廳的長官怎麼能夠有權參與通產省的職員招聘？這是因為在通產省內部的權力鬥爭中，他雖然一時脫離了核心地位，但實際上仍然掌握人事大權的人物。
佐橋長官的左邊坐著一個圓臉的人，一言不發，只是溫和地笑著。後來我才知道這個人是通產省的秘書科長川原英之（政府部門的秘書科長相當於民間企業的人事科長，負責人事的錄用）。我對始終未發一言的川原科長印象非常深刻，現在想起他來，還會有種莫名的感動。他也是佐橋軍團的一名幹部，在《官僚們的夏天》中以「鮎川」之名登場。三年後的一九六六年，現實中的川原英之先生在擔任通產省官房長官的期間突然去世。
總之，那一天，儘管我並沒有打算做公務員，卻因為去了一趟通產省，而被逮個正著。不過，這還只是故事的開始而已。
被延攬到大藏省
那天我剛回到家，就接到了大藏省打來的電話，叫我馬上過去。於是我急忙趕到大藏省，負責人事招聘的高木文雄秘書科長，立刻單方面地向我宣布：「你被錄用了。」
高木科長後來成為大藏省的事務次官，並做了國鐵公司的總裁。他在我參加公務員考試時曾經主持過我們的集體面試（十幾個考生針對考題進行討論），他可能是在那時記住了我。
雖然大藏省宣布錄用了我，但我已經同意進入通產省。不過聽到我說「其實剛才我已經在通產省跟佐橋長官握過手了」，高木科長滿不在意地說，「這個你不用擔心，我去跟他們聯絡。」
他還說，「你去主計局負責通產業務的人那裡打聽打聽，通產省不過是大藏省下面的一個局的再下一級部門在管理的，大藏省比那種地方好多了。」
這理由真是有點牽強（或者根本算不上理由），總之我被不容分說地延攬進了大藏省。
要說當時比較正式的考試，大概就是有剛從駐德大使館返日的官房調查科長，參加的那次面試。因為我的履歷表裡寫著「會說德語」，他說要考考我的德語。考題是向前來參觀東京奧運的德國人，詢問他們對東京的印象。我隨便說了一句：「Wie denken Sie für Tokyo?」對方立刻指出其中的錯誤說：「不對，應該是Was für ein Eindruck haben Sie über Tokio?」
可能高木科長打了招呼，我沒有向通產省做出任何解釋就進了大藏省。對此我一直惦記在心。過了幾年之後，有個機會與通產省的佐橋先生談起這件事，他好像早已不記得了，我終於覺得放心了一點。（可能當時這樣的情況滿常見的吧！）後來，一位進了通產省的朋友在退休之後感謝我說：「你沒去，我才有機會進了通產省。」雖然不知事實是否果真如此，但他的話也多少使我得以釋懷。
就這樣，在日本這種上下階級分明的縱向社會中，我卻做了橫向移動。
這個不同尋常的工作，讓我在大學裡和教授產生一些摩擦。田中教授聽說我要去大藏省這個跟自己研究毫無任何關係的地方就業，一度大發雷霆，把我帶到學校門口的咖啡廳，連日花上幾個小時來勸說和教訓我。他甚至還找來我的好幾個高中同學，要他們想辦法勸我回心轉意。這件事也給我的朋友們添了許多麻煩，直到我在大藏省工作幾年之後，田中教授才終於原諒了我。
獨具一格的就職訓話
一九六四年四月，我們同期進入大藏省的二十名新進職員被帶到大藏省的大臣辦公室。大家排成一列橫隊，恭迎前一年就任，當時只有四十五歲的田中角榮大藏大臣。
田中大臣大步地走向我們，從隊伍的一端開始，依序與我們每一個人握手。他也不看筆記，也不問秘書，就能一字不差地叫出每個人的名字，邊握手邊說「○○，好好幹」。接下來，大臣開始向我們訓話。
他說：「你們的上司當中，可能會有一些笨蛋，他可能無法理解你們的優秀建議。遇到這種情況，你們可以來找我。不要客氣，直接到大臣辦公室來找我。」
光是在那一瞬間，他就馬上抓住人心，田中角榮收買人心的手段可真是高明（不過後來聽說，他在各種場合都喜歡說「直接到大臣辦公室來找我」）！
接下來，我們又到另一間辦公室，聽高木科長講話。他指示我們如何做好成為新進職員的心理準備。
他說，「前幾天，你們的前輩中，有人喝醉了，把警察扔進皇居的護城河裡。胡鬧到這種程度都沒關係，我會替你們擺平。但是比這更無法無天的事，就不要做了。」
這個具體的例子讓我們清楚地理解到，絕對不能越過的界限在哪裡。
在二十年以後，大藏省還真的有人做出越過這個界限的事。也就是說，有人忘記高木科長的警告，這件事會在第五章詳述。
古村裕官房長的訓示是：「各位算是來到了最低點。」（這應該不算是訓示，而是股票行情的預測吧）他想傳遞給我們的資訊是，社會對大藏省的評價已經到了最低點，所以今後只會好轉，不會更加惡化，叫我們無須擔心。但遺憾的是，他的預測落空了，大藏省的最低點還在後面等著呢。
順便一提，當時我們的薪資是月薪一萬七千三百日圓。
大藏省的人們
現在大藏省的辦公大樓外牆貼著瓷磚，但在當年我工作的時候，辦公大樓的表面只是光禿禿的水泥牆。沒有任何裝飾，毫無特點。與仿照比利時國家銀行建成，典雅高貴的日本銀行大樓相比，這裡的環境彷彿更適合做流浪武士的棲身地。
只有地面鋪著實木拼接的地板略顯優雅。多年後我到東京大學尖端科技研究所工作，研究所與大藏省辦公大樓是同一年代建成的，地板也一模一樣，讓我感到十分懷念。
我被分配到理財局的總務科，理財局負責國債和財政投融資等工作。第二年我調到理財局資金科，從事財政投融資工作（關於財政投融資，將在本章第三節詳述）。
雖然我說「從事財政投融資工作」，但是其實作為一個新進職員，我的工作內容不過就是轉送公文、整理資料等雜務。當時的會議資料都是油印的，計算用的是手動的機械式計算機。我總是被上司或前輩使喚，在大藏省內部來回跑腿。晚上加班時還要幫大家點外賣當宵夜，還在深夜裡給大家泡過泡麵。據說這些工作的目的是為了讓新進職員去掉大學畢業生的自負。
不過在這過程中，我也接受到一些無意中的訓練。例如，經常需要拿著緊急的裁定公文請副科長、科長或者局長簽字蓋章，因為長官都會詢問裁決的內容，所以我都會提前學習有關的內容（順道一提，當時局長等級的人，在裁定公文上簽署時，並非蓋印章，而是簽一種名叫花押的署名）。
在大藏省內四處跑腿的過程中，其實也是新進職員推銷自己的好機會。而且，我們也可以藉機了解和品評對方。例如有些總是見機行事的人就會說：「在我蓋章之前，先去問問局長怎麼說。」誰是有能力的人，誰可以信賴，誰比較「黑」，大藏省內的人物評價，往往就是透過這些日常交流，自然而然地在大家之間形成共識。
我也被許可出席局處等級的會議。雖然無權發言，但是觀看案件討論及決議的整個過程，也可以學到很多東西。
到了晚上，局長的女秘書下班以後，我們這些新進職員會臨時接手她的工作。工作的內容就是想辦法將一個接一個前來陳情的政治家們打發走。如今的情形是政府官員們抱著資料到議員的辦公室去「解釋說明」，當時的權力高低關係與現在恰恰相反。
到了夏天，我們會卸下房間入口的鐵門，換上木格子的門。不過還是很熱，所以等到女職員都下班以後，我們就把腳泡進冷水桶裡工作。編列預算期間的耶誕節，我們就直接在科室的辦公桌上慶祝。
工作環境一天天改善，電梯由專人手動控制變為自動運作，影印機由之前的濕式複印機變為大型的複合電子影印機。局長辦公室也裝設了空調，局長不在時，我們也曾經溜進去避暑乘涼。
大藏省萬能演講法
前輩們傳授了許多處世法則，例如「在走廊走路時一定要拿著一些公文，兩手空空會被視為無能」「不過當上科長之後，公文就要交給部下，自己絕對不要拿」等等。
大藏省甚至還有萬能演講法，專門用來應付突然需要發言的場面。據說就是不論什麼情況，一律用「這個世界是由經線與緯線交織而成」的這類說法來搪塞。例如，如果提到稅收問題，就可以說：「所謂稅收，是由稅務局徵稅這條經線和納稅人合作的這條緯線構成。只有兩條線互相配合，才能形成適當的稅收體系。」關鍵是要用「線」來比喻，使大家聯想到布匹，然後恍然大悟，表示理解。
有一天，我在倉庫裡尋找公文，偶然發現一份赫然寫著「起草人：平岡公威」的文件（平岡公威是日本著名作家三島由紀夫的原名。三島由紀夫從東京大學法學院畢業以後，曾經在大藏省銀行局工作過不到一年的時間，和長岡實等人是同期的同事）。
我當時曾想偷偷地把它抽出來放進口袋裡，但終究心存顧慮，還是放了回去。現在想起來，覺得非常後悔當初為什麼沒有把這份文件保留下來。剛就職第一年的新人起草的文件，對大藏省來說應該不是什麼大不了的東西，三島由紀夫簽名的這份公文，後來想必和其他資料一起被處理掉了。如果是由我保留到現在的話，一定具有極高的價值。
在IMF、世銀年會中初出茅廬
一九六四年，IMF及世界銀行的年會在東京召開。與奧運會一樣，此次年會的目的之一，無疑也是向世界展示日本達成經濟復興之後的英姿。
我們也被派往會場幫忙。所謂幫忙，就是進行會議之前的準備和會議期間的聯絡工作。我曾經把文件送到法國當時的財政部長，後來成為總統的季斯卡手裡。
年會的會場設在帝國飯店和剛剛建成的大倉酒店。大倉酒店總館於二○一五年秋天開始拆解作業，令人不得不再次感歎「一個時代的開始與結束」。
東海道新幹線是用世界銀行貸款修建的，所以在線路正式開通之前，我們曾經招待世界銀行成員進行試乘，帶他們到京都遊覽。回程坐的是普通列車，大家不禁驚歎新幹線與普通列車的差距竟然有那麼大。
進入大藏省的第二年，我調到了資金科。這是一個比較大的科室，有五十多名職員，坐在房間的一側，只見另一側都籠罩在香菸的煙霧當中。
這段時間，我每天都工作至深夜。在辦公大樓地下室被稱作「太平間」的房間裡稍微打個盹兒，然後被清晨第一班電車的聲音吵醒。接下來又重新展開全力工作的一天。
一九四○年體制的廬山真面目
我在理財局總務科工作時，該局地方資金科科長是剛從比利時歸國的竹內道雄。可能這份工作太缺乏挑戰性，他總是把腳翹在桌上打瞌睡。竹內不久之後被任命為資金科科長，開始在資金科發揮才能。
竹內道雄是我遇見過最聰明的人。不管對話有多複雜，他都能瞬間理解，還能預料到之後的發展。大藏省的工作大多與數字有關，他的心算速度快得驚人，只看一眼表格，就能馬上計算出箇中明細。有人說他是法國明星傑哈．菲利普（Gérard Philipe）投胎轉世，有人說他是白俄羅斯人，我卻認為他是外星人。
竹內後來成為主計局長、事務次官。他與之後任事務次官長的岡實同樣畢業於府立一中，是學長學弟的關係。竹內在上學期間曾因為女性關係問題受到停學處分，聽說重新回到學校那天正好趕上朝會儀式，他從站在學生最前排的級長長岡面前走過，打招呼說：「小鬼頭，還好嗎？」然後才站到隊伍尾端。
大家都知道，公務員大都是按照入職先後論資排輩的。可最使我驚訝的是，大藏省的論資排輩做法竟然都沒有改變。資格最老的是事務次官，之後依次為官房長、局長、次長和科長。從戰前到戰爭時期，再到戰後，按工作年限排序的做法，絲毫沒有因戰爭結束而打亂。這件事也說明了，戰爭時期形成的一九四○年體制在戰後也依然繼續沿用。
從物理方面也可以看到一九四○年體制的痕跡。辦公大樓的設計如此平淡乏味就是因為它是在戰爭時期建成，因為物資不足而沒有任何裝飾。地下會議室原本是考慮到可能會在日本本土展開決戰而設計建造。可能是為了在這裡狙擊從東京灣登陸的美軍吧，大樓樓頂上還建有阻隔燃燒彈的厚重防護牆（由於重量過重使大樓傾斜，後來被拆掉）。
一九五六年的《經濟白皮書》宣稱，「已經不再是戰後」，意味著戰後復興階段的結束。但是對大藏省來說，無論在戰爭時期、戰後時期，還是後來的歲月，全都沒有任何差別，還是過著依然故我日子。
著作《二十一世紀的日本》
工作第三年，我整整離開工作崗位一年去參加經濟學方面的培訓。因為有了時間，我與高中時代的朋友合寫了一篇名為《二十一世紀的日本》的論文，參加政府主辦的徵文比賽。結果我們獲得了最優秀總理大臣獎。一九六八年，這篇論文被東洋經濟新報社以《二十一世紀的日本∼十倍經濟社會與人》這個書名出版。
論文的內容是以「十倍經濟社會」為關鍵字的無限樂觀主義。當時在日本，人們都相信「明天一定會更好」。當我得知「黃金時代」這個詞在歐洲意味著過去的榮耀時，不禁有種奇妙的感覺。因為對於六○年代的日本人來說，誰都理所當然地認為黃金時代是指未來的時代。
現在，我們可能願意承認黃金時代是指過去的事。但是在那個年代，人們對未來的感覺卻與現在截然不同。
話說回來，我們的論文雖然得獎，卻沒有得到周圍人的祝賀。我的親戚中有一位日後做了事務次官的人對我說，「公務員靠這個揚名並非好事，把獎退了吧」（他因為碰巧被借調到總理府，所以了解評選經過）。我當然沒有照辦，但是透過此事，我也更加理解到公務員的潛規則是怎麼回事。
《日本戰後經濟史：精闢解讀戰後復興、高速成長、泡沫經濟到安倍經濟學》
日本究竟錯在哪裡？
身處何方？該往哪裡去？
率先對「房地產泡沫」提出警告的重量級經濟學者，
與教科書完全不同觀點的日本經濟興衰最佳導讀。日本如何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廢墟中迅速實現了經濟復興？是什麼力量推動日本經濟走上了高速發展之路？曾經喧囂一時的「泡沫經濟」到底是如何產生，又終究歸於破滅？在經歷了失落的三十年之後，日本的未來，路在何方？
圖片來源：
- 明治時代に建てられた林忠恕設計の大蔵省庁舎: Wikimedia Comm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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