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只哀悼：如果記憶有形狀】冷戰時期東德的紀念政治—— 「反法西斯鬥士」的正統繼承人們

自由之路

【冷戰時期東德的紀念政治⸺「反法西斯鬥士」的正統繼承人們】
本文摘自《不只哀悼：如果記憶有形狀》
作者：鄭安齊
出版社：沃時文化

在公義之城的種籽中，也藏了一顆有害的種籽：對於身處正義一方的肯定與自豪—認為自己比起許多自稱比正義本身還要正義的人，還要具備正義。這顆種籽在悲苦、敵對、憤恨之中發芽；而且報復不公不義的自然欲望，沾染了想佔有不義者的位置，並且像他們那樣子行動的渴望。
—伊塔羅．卡爾維諾，《看不見的城市》，一九七二

第二次世界大戰終結之後，東德（德意志民主共和國）處置納粹歷史的方式，比起西德（德意志聯邦共和國）的進程，相對不為我們所熟悉。然而，東邊的措施亦不乏值得參照及警惕的部分，因此，從東德的視角出發，也有助於我們從不同的角度，來審視德國的歷史記憶反省工程如何受到冷戰分斷體制的影響。

前段中提到，戰後西德初期的去納粹化工作，因為冷戰對抗下的需求而擱置。在東德這一方，主要的工作核心則定調為「反法西斯」。一方面，這使得東德政權成為了「反法西斯抵抗運動鬥士」們的後繼者，另一方面，敵對政權（西德）則被他們定調為納粹的承繼者。東德這一方的詮釋是，納粹分子持續在西德內部活躍，他們的父權沙文主義、壟斷資本色彩，正是納粹法西斯成形之根源。而上述這些詮釋，多是為了與東德政權產生對照：「資本主義」對上「共產主義」，「法西斯」對上「反法西斯」。東德掌權者認為，工農大眾與共黨分子是納粹政權下的受難者，加以他們定位自身是最終贏得對抗法西斯戰爭的勝者，從而劃清了自身與過去歷史的界線—縱使東德政權內部絕非徹底的清白。因此，就如同西德也藉著對「七二○謀刺案」的紀念及碑體設置，建立自身作為反抗者之承繼的敘事，東德也欲藉此建立其作為一個「更好的」德國之合法性。

戰後初期在西德，左傾的各式紀念組織儘管遭遇國家邊緣化的對待，但仍存在活動的空間，即便難以獲得各類資源的挹注；然而在東德，國家卻很快地全面介入歷史記憶的工作，不符合前述意識型態的紀念敘事隨即遭到禁絕，包括一系列的民間左翼戰後倖存者組織（Würstenberg, 2020: 50），關乎歷史紀念的工作在國家的全面掌控下運作，由民間而起的歷史探查、自主性地對納粹時期的研究，都受到嚴格管控。

國家控制下的歷史記憶工程

紀念物的設置方面，戰後的最初時刻，東德民間仍存在許多自發性的行動，無論紀念物的樣式或紀念對象的傾向上，都保有較高的自由度。比如在柏林各個街區，民眾自發地在戰後「法西斯主義受難者紀念日」一九四五年九月九日當天，寫下受難的反抗納粹鬥士之名並於街上懸掛展出，這些可以稱得上是關於納粹暴政歷史紀念標牌最初的原型（Schönfeld, 1991: 15）。然而隨著東德的成立以及兩德之間衝突的激烈化，這樣的自由度很快在東邊被收緊，並制度化為政治宣傳的一環。

延續東德對納粹歷史工作「反法西斯」之定調，這時紀念物設置的主軸放在「反法西斯抵抗運動鬥士」上。根據統計，當時設立的紀念標牌大約有六成都是用以紀念「反法西斯抵抗運動鬥士」（Schönfeld, 1991: 19）。除了相當少量受到紀念的猶太群體外，辛堤與羅姆人、安樂死滅絕受難者、同志族群甚至於女性，幾乎不存在東德的紀念物當中（相對來說，西德官方的紀念策略亦以紀念符合其敘事的「反抗者」為主，譬如〈一九四四年七二○謀刺案受難者紀念碑〉）。而受官方推崇、符合其意識形態的「反抗鬥士」，更是頻繁地出現於紀念物上；沒沒無名、與官方意識形態相悖的反抗者則消失於歷史的洪流之中。譬如參與「七二○謀刺案」的威廉．祖．呂納伯爵以及由他提供予謀刺案一眾聚會討論的賽瑟城堡皆位於東德境內，但因為「七二○謀刺案」受到西德紀念，加上其容克貴族身分在東德的意識形態中屬於剝削者，便絕無可能出現於東德的紀念計畫之中，城堡也在後來因為煤礦開採而拆毀（Brink, Götz & Petermann, 2014）。

當紀念對象已然限縮時，紀念碑的規格、設計形式和碑文更是高度地一致。這種規格化，將複雜的生命敘事平板化，為的是更好的管控。東德常見的紀念標牌模式是深色的鑄銅標牌，上面搭配紅色的倒三角符號，它在納粹集中營的識別系統中為「政治犯」之意，東德政權則轉化此符號作為「反抗鬥士」之象徵。然而在實際上的運用，則無論是否為反抗鬥士，都一貫地掛上了這個標誌。「崇敬緬懷」、「永誌不忘」等口號則固定占據了標牌上一定的版面（Schönfeld, 1991: 21），而「反抗鬥士」的實際事蹟或生平描述，則付之闕如。國家管控的紀念工作並不關注受難個體的故事和意義，最終，個體的價值僅彰顯為整個國家宣傳政策與抽象的英雄形象。

隨冷戰激化，紀念工作的推行則更蒙上一層層陰影。一九四七年成立的「納粹政權受難者聯合會」（下稱VVN）原本廣納受難者和各種反法西斯反抗者，包括跨黨派的基督民主黨人、社會民主黨人乃至共產主義者，自許為跨黨派、跨地域的組織。隨著冷戰的激烈化，不僅影響到官方對於紀念的態度（包含東西兩方），也在民間團體之間造成張力。西德部分先是因VVN較為左傾的意識形態導致分裂，1東德地區的VVN則在一九五三年二月遭東德政府解散，表面上的原因是「法西斯已在東德內根除」，實際上則可能因為VVN內部分對德國社會主義統一黨2的批判態度、組織內的猶太人（當時蘇聯內部瀰漫著反猶主義）以及VVN做為一個橫跨兩德皆有組織系統存在的協會，使得德國社會主義統一黨對它存在疑慮，故在該黨指示下中止運作。3此前一年，蘇聯駐東德的軍事單位也停止了「去納粹化」的工作（Müller, 2008; Schönfeld, 1991: 12），原先VVN著力的標牌與紀念碑的設置工作被取代，改由東德政權另外成立的「反法西斯抵抗運動鬥士委員會」執行。該委員會在政治上相對受當局信賴，且成員主要為黨員（但仍受監視）（Würstenberg, 1997: 130; Herf, 1997: 130），一九六二年起，委員會甚至遍布至各社區村里之中設立支部。然而這些委員會的作用多在於組織儀式或維護清掃，既不進行歷史考掘，也未有新設紀念物的舉動。即使委員會成員不乏過去集中營的受難者，然而在組織中未有自主權（Agethen, 2002: 137）。至此，紀念物的設置在東德高度地受到國家管控。

「更好的」德國：象徵符號最大化、遺跡最小化

相對於西方的政權，東德更早開始建立集中營紀念館，然而，這已是在紀念工作受國家管控之後的事了。

戰後初期，一部分倖存者和受難者遺族就呼籲，應保存集中營建物並設立臨時紀念物，最初的推動者為曾被關押於集中營的猶太裔人士維納．A．貝克特，譬如一九四六年四月十一日的「集中營解放紀念日」周年紀念時，於威瑪的歌德廣場即有臨時紀念碑的設置—當時的設計就如前述，已用上紅色倒三角的象徵標誌（Agethen, 2002: 130）。一九四九年，VVN也曾建請以奧斯威辛和特萊西恩斯塔特（現為捷克的泰雷津）為範本，在布痕瓦爾德集中營舍內設立國家博物館。4然而，戰後東邊的蘇聯占領區中原先由納粹黨衛隊掌控的集中營，被蘇聯軍隊接收並設置「特別營」5，名義上是納粹和戰犯的拘留營，然而關押者中不乏史達林主義下受迫害者。東德政權要一直到一九五三年的六月十七日起義（東德方定義為「暴亂」）後，才認為有必要認真經營此議題，以更強化其統治的正當性6。但此時，營區的建物和歷史物件大多處在保存不佳的狀態，甚至遭到駐軍毀壞。

經過一次以布痕瓦爾德集中營為規畫標的的徵件競圖後，一黨專政的德國社會主義統一黨並未採納評審的結果，而是授意組成「布痕瓦爾德小組」，成員為一群黨所屬意的青年建築師與景觀設計師，主責三座國家級紀念館的美學及形象建構。7一九五六年起，小組成員巡迴了波蘭與兩德境內，拜訪各納粹暴行發生的地點，蒐集了資料與印象，並提交報告與設計方案予東德文化部。小組在比較各種案例之後，認為歷史遺跡（集中營舍）保存困難，且曾經轉作他用的空間，因為性質的轉變會干擾紀念館的展示效用，所以小組認為，透過拆除、清空加以有計畫的藝術化建構，呈現出來的表現力將更優於歷史遺跡的呈現。故小組所制定的紀念館展示策略，為「歷史象徵、比喻的最大化」以及「遺跡的最小化」（Kollektiv Buchenwald, 1996: 164-216），舊有的集中營面貌就在戰後的欠缺維護以及紀念館建設的工作下，一步步消失。換個角度來說，即便在戰後一連串的處置下導致集中營的歷史證物佚失，卻對於東德政權往後的紀念館建置計畫一點也不成問題，因為它反而符合東德政權試圖與過去的歷史劃清界線的策略主軸。

在國家主導下，三座紀念館依序在一九五八年至六一年間成立：布痕瓦爾德國家警醒與紀念館、拉文斯布呂克國家警醒與紀念館、薩克森豪森國家警醒與紀念館。一九六一年，此三座館提升為國家級紀念館，但同時也意味著直接受國家的管轄，包括遵照中央明文納入法條所制定的方針：相對於法西斯主義及軍國主義復甦的西德，應呈現共產主義反法西斯鬥士的反抗鬥爭，且是個「已根除法西斯主義的國家」—基於以上幾點，東德因而是「更好的德國」（Agethen, 2002: 132）。

神聖化的紀念腳本：在布痕瓦爾德迎向昇華

據「布痕瓦爾德小組」立下的概念，透過系統化塑造的紀念地景，搭配巨大而宏偉的紀念物，是形式上重要的一環，亦是這三座東德的國家級紀念館共通的特徵。

其中，布痕瓦爾德營區內最受矚目的是占據整座山頭的紀念設施，其規模堪比德意志帝國時期的宏偉紀念物，此處名為布痕瓦爾德國家警醒與紀念館的設施，落成於一九五八年，是一連串完整的地景與建築之結合。穿過一整片樹林裡的「血腥之路」及一座新古典式樣的門後，訪客首先踏上的是第一段下坡的步道，沿步道左側是七座石材浮雕，象徵集中營七年的存在時長（Wegmann, 1979: 7）。內容呈現集中營生活，從建造、囚犯抵達、強迫勞動或者是私下運作的反法西斯非法集會等七個場景。各式各樣的苦難場景，藉由臉面、身形多半一致的角色呈現，在去個人化的手法下，訪客必須仰賴服裝，以辨識出納粹與受難者的身分，此外，集中營裡的苦難遭遇亦以一種集體命運的面貌呈現出來。漸行至最尾處時，眼前的墓塚與開闊的山景也漸次進入訪客的眼底，這樣的鋪排，以極度戲劇化的方式，彷彿期望訪客在前一階段從浮雕所接收到的苦難訊息，在墓塚這一端與受難者的生命一同昇華。

三座漏斗狀千人塚所在之處，則由第二段路「國家之道」所連結。在這個路段上設有十八個台座，而三處漏斗狀的墓塚在「國家之道」依序地出現在訪客眼前，使得死亡的重量不僅只一次，而是以重複三度的悲愴，加諸於訪客的感官之中。

最後一段道路則再度轉折，並往來時的坡道向上折回。這次的路段兩側並無多餘的物件，僅是開闊的地景，被命名為「自由之路」。同樣寬闊而造型簡略的階梯不斷向上延伸，尾端則是更為高聳的鐘塔—「自由鐘塔」：塔身達五十公尺，規模之大，不管是搭火車行經此地，或者是在威瑪市內朝正確的方位抬頭，都可以一眼瞥見此塔。塔內地上裝設了一塊青銅板，鑄有赤腳踩於荊棘之上的圖案，銅板底下則埋有來自不同集中營以及滅絕設施所蒐集而來的土與灰燼。豎立於塔前的雕塑群，是藝術家弗里茨．克雷默的作品，創作者自始即有意識地以此對羅丹著名的群像〈加萊市民〉致敬。

事實上，一九五二年時，克雷默就已偕德國劇作家布萊希特及園藝建築師林納共同創作，並在最初針對布痕瓦爾德設立紀念設施的競圖中獲獎。然而，根據東德人民教育部編纂之藝術賞析課本所述，這個版本的製作被評為未能呈現共產主義者在反法西斯的鬥爭中之領導角色，而原本的八人群像性格過於相近，因而未有領導者、被領導者或各種氣餒、猶疑和拒斥之情緒表現。在政治審查以及意識形態的介入之下，克雷默只能一再修改他的草稿，最終一共完成了四十二座塑像，並從中揀選出十一座（Wegmann, 1979: 19; Stiftung Gedenkstätten Buchenwald und Mittelbau-Dora）。雖然成果仍不失為優秀的作品，生動地呈現了不同角色各自的性格與神情，然而群像間的領導、呼喊與跟從之狀態，實際上卻是黨中央史觀的再現。

整個紀念地景所蘊含的意義，是德國統一社會黨所制定的中心思想「通過死亡和鬥爭抵達勝利」。而整段路途被設計成先從北往南向的下坡，切過東西向的「國家之道」後，再從南往北，通過「自由之路」朝群像紀念碑所在的高處走去，使得（在大部分的季節時段裡）視覺體驗上在第一段的浮雕座是逆光，集中營生活場景將以相對暗沉的樣貌呈現；而最終走向整個設施的終點時，光線將會灑在訪客的前方高處，也就是五十公尺高的鐘塔正面，以及「反法西斯鬥士」們的身上，從而為參訪設下了起承轉合的自然燈光效果，為原本就蘊有崇高感的場景再增添一筆。然而在未釐清歷史事件因果，加害者／受難者討論之角色也僅有黨所給定的模糊身影時，便大規模地動員情緒，無非是危險的。這些空缺的「鬥士」或「敵人」角色、「犧牲」與「自由」等定義，任黨之政治需求而有被隨意詮釋之可能，紀念於是成為鞏固政權以及冷戰態勢下敵我對抗的工具。

註：

1. 因為VVN親共產主義分子的路線與西德基民黨執政的政治意識形態不同，部分分部遭到禁止或關閉。也有親基督民主黨分子、社民黨人或反共人士從VVN當中分裂出來，於一九五○年組成了「納粹政權受難者聯盟」。參見：Berliner VVN-BdA. Unsere Geschichte.
2. 德國社會主義統一黨是二戰結束後，由蘇聯占領區的前德國社會民主黨以及德國共產黨在一九四六年四月二十一日於蘇聯的壓力下合併組成，目的是為了實現工人政黨陣營的團結。該黨在蘇聯的支持下，於東德實行一黨專政。雖然東德仍有表面上的民主以及許多小黨，但多僅為衛星政黨，無實際的在野黨功能。
3. 詳細的解散始末可見《VVN自1947至1953年的短暫歷史》的第六章。（參見Georgiev, 2016a: 48-49; Reuter & Hansel, 1997: 445-519）
4. 參見：Stiftung Gedenkstätten Buchenwald und Mittelbau-Dora. Nationale Mahn- und Gedenkstätte der DDR – 1940er Jahre.
5. 特別營是依據一九四五年四月十八日蘇聯內務人民委員部之首腦拉夫連季．貝利亞頒布之第00315號命令，為了「肅清紅軍戰鬥部隊後方的敵對分子」（Säuberung des Hinterlandes der kämpfenden Truppen der Roten Armee von feindlichen Elementen）之目的而設。
6. 一九五五年起直接由德國社會主義統一黨任命的國家紀念館建置理事會成立，做為直通中央的機關主管此事。
7. 小組成員分別是建築師路德維希．戴特斯、庫爾特．陶森德旬、霍斯特．庫扎特、漢斯．格羅特沃爾（其父為時任東德總理奧托．格羅特沃爾）及地景設計師雨果．南斯勞爾、休伯特．馬特斯。 格羅特沃爾與馬特斯則分別於一九五四年及一九五五年退出小組。（參見：Fibich, 1999: 53）

《不只哀悼：如果記憶有形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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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暴政的受害者已然消逝，我們該何從哀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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