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藏省醜聞後，日本進行金融改革，大藏省被分拆成財務省和金融廳。
原大藏省大樓現為財務省大樓
【陷入混亂的大藏省】
本文摘自《日本戰後經濟史：精闢解讀戰後復興、高速成長、泡沫經濟到安倍經濟學》
作者：野口悠紀雄
譯者：張玲
出版社：日出出版
大藏省醜聞
一九九五年「大藏省醜聞」曝光，大藏省因此陷入大亂。我的許多朋友和前輩也被捲入了這場騷動。
事件始於一九九五年三月EIE公司社長高橋治則，以證人身分被國會傳喚。高橋在眾議院預算委員會上，招認了曾用私人飛機招待東京海關總長田谷廣明到香港旅遊的事實。高橋與主計局次長中島義雄的交友關係也被揭穿。田谷和中島二人因此受到大藏省警告處分，之後辭職。
從此以後，大藏省的醜聞就像潘朵拉的盒子，一件接著一件地被揭發出來。其中最具有代表意義的是「無內褲火鍋店」一詞。把這個詞寫進本書實在有傷大雅，它指的是銀行的「MOF擔當」用來招待大藏省官僚的色情火鍋店。我認為大藏省正是被這個詞徹底擊垮的。
大藏省官僚接受招待的事件，以前也曾經有過。例如一九七九年日本鐵道建設公團在高級日式餐廳招待大藏省官僚的事件。再往前還有一九四八年的昭和電工事件，時任主計局局長的福田赳夫還曾因此被逮捕（一九五八年被判無罪）。
這些事件雖然也都成為重大問題，但還不至於動搖大藏省這個組織的根基。也可能是因為「鐵道建設」和「電工」這些詞的衝擊力沒有那麼大吧。然而在一九九五年的醜聞中，大藏省官僚接受招待的色情場所名字，使大藏省徹底失去了社會的信賴。名字具有至關重要的決定性作用。
在考慮一九四○年體制的問題時，大藏省失信於民這件事具有相當重要的意義。因為一九四○年體制從本質上講，就是不透過市場競爭來分配資金，而是由有關部門進行配給的體系。國民相信有關部門能夠「公平地進行分配」，這就是一九四○年體制存在的基礎。一旦失去國民的信賴，這個體系就會面臨崩潰。
我向來十分討厭接受招待、參加晚宴（包括高爾夫）等活動。我去美國留學時期，正是與我同年代的人，擔任稅務署長的階段。雖然對管理者來說，稅務署長的職位是積累經驗的重要機會，可是如果當了稅務署長，就再難以推脫各種招待晚宴。我就是因為這個原因，才選擇去留學的。
我留學回國，在證券局業務科負責證券公司的相關工作，這是在泡沫經濟的十五年之前。九○年代，證券局也有職員被逮捕。但我在那裡工作期間，一次也沒有接受過有關單位的招待。大概是堆在桌上的《美國經濟評論》之牆發揮了作用吧。
不過如果是在十五年後的泡沫經濟時期，在證券局任職的話，我可能也無法做到從不參加晚宴。沒有在那個時代身處那個場合，對我來說是一件幸運的事。
回顧過去，我也曾經無法徹底抵抗當時的環境。例如大藏省職員一起去吃午飯，之前都是大家交會費充當餐費，可是某一天起，就變成了誰都不再付會費了。也就是說，有別的什麼人替我們付了餐費。我也再沒交過會費，大家都不交，我也沒有堅持自己交會費。所以有時「環境」真的很可怕。
從大藏省辭職的中島義雄也是日比谷高中畢業的，還和我一樣都是在單親家庭中長大，所以我一直對他感到很親近。當媒體報導中島的醜聞時，我還無法接受這個事實，暗自認定「不可能有他們報導的那些事，一定是哪裡弄錯了」。所以對於他的引咎辭職，我有一種遭到背叛的感覺。
這就是當初剛進大藏省時，高木文雄秘書科長教導我們新進職員們「絕對不要做」的事。捲入大藏省醜聞的官僚們越過了不該越過的這條界線。
大藏省的名稱不復存在
二○○一年一月，名為大藏省的政府部門消失了。大藏省被拆散，金融業務由金融廳接管，稅收財政業務由財務省接管。這是中央政府部門重組的一環，現在的內閣府、總務省和經濟產業省等部門就是這時設立的。
實際上與我同屆的職員中，也有人以前就曾經指出：「大藏省中不應該設置銀行局和證券局。」因為「這些負責監督的業務有風險，容易產生官商勾結。大藏省就應該專門負責稅收財政業務」。在實際發生問題之前，就有人具有這種危機意識。從這一點上來說，大藏省被拆分為財務省和金融廳這件事本身，並沒有太大的問題。與此相比，大藏省的名稱不復存在的影響，還應該更大。因為，名稱很重要。
「大藏」這個政府部門的名稱，是一個不屬於日常用語的特殊詞彙。歐美國家的議會或者政府的實權部門，也有採用非日常用語當作名稱的情況。
例如，美國眾議院中最有權力的是決定稅收制度的歲計委員會。該委員會的英文名稱為Committee on Ways and Means，而非Revenue Committee。Ways and Means是「方法」的意思，但並非日常用語。
在日語中，將「大藏」這個非日常用語當作政府部門的名稱，也具有提高該部門威信的作用。把這個名稱改為財務省、金融廳等普通名稱，在這個意義上也就意味著剝奪了其特權。
不過，如果繼續深究的話，此次改名並不夠徹底。因為主計局和主稅局的名稱沒有更改。這兩個名稱也屬於非日常用語的特殊詞彙，主查和主計官也同樣如此。「當上主查或者主計官」具有特殊的含意，與「當上副科長或者科長」具有完全不同的意義。
還有一個小插曲，在討論重組中央政府部門時，有人提出：「大藏省是日本自從平安時代成為律令國家以來一直沿用至今的傳統用語，不可以隨意更改。」但這個觀點其實是錯誤的。日本作為律令國家，確實曾經設置了名為大藏省的政府機關。不過那是管理國有財產的部門，而掌管更重要的稅務實權的則是民部省，而非大藏省。
所以大藏省真正成為擁有龐大權力的政府部門，是明治維新政府以後的事。大藏省並非「自平安時代以來，延續了一千年以上的古老名稱」，而應該說是「自明治維新以來延續了一百年」。
排除政治上的人事介入
關於大藏省這個政府機構，還有一個特殊之處。那就是政治家無權干涉其人事任用事宜。
不過也有例外。就是一九六二年田中角榮擔任大藏大臣，獲得官僚信任和擁戴的那段時期。大藏省在傳統上與宏池會（由大藏省出身的政治家們組成的政治集團）關係緊密，但這一時期卻出現了一批與田中角榮關係密切的官僚。
其中之一就是當年錄用我的高木文雄。高木那時正處於角逐事務次官職位的競爭之中，他作為主稅局局長是第二候選人。第一候選人是主計局局長橋口收。二人的事務次官職位之爭，受到社會廣泛關注。因為橋口與福田赳夫關係密切，而福田赳夫創立了反對宏池會的清和會，是田中角榮的政敵。所以田中派的高木與福田派的橋口之爭，被看作是田中角榮與福田赳夫之間的代理之爭，成為媒體再好不過的報導題材。
競爭即將分出勝負的時期，當時的首相是田中角榮。按照大藏省的慣例，本來應該是擔任主計局局長的橋口收依次升為次官，但這次卻是主稅局局長高木當上了事務次官。顯而易見，這後面有田中首相的影響。
高木就任新一屆事務次官之後，立即在當年的預算編列中為田中效犬馬之力。在需要抑制總需求的經濟形勢之下，雖然田中主要政策中，列島改造計畫相關的預算被刪除，但大幅提高應納稅所得扣除上限的大減稅政策，卻獲得通過。
不過在這之後，政界並沒有繼續干預大藏省的人事任免。
田中內閣之後的大藏省成功地阻隔了來自政界的影響。這主要歸功於一九七五年繼高木之後，擔任事務次官的竹內道雄和一九七九年就任事務次官的長岡實。二人都具有強烈的危機意識，認為：「如果政治家插手介入預算編列及稅收制度的政府部門人事，將會產生嚴重問題。」
被命運捉弄的人們
回顧戰後的歷史，不難發現到這一時期為止，時代的主角都是比我年長的人們。
五○年代的戰後復興，是由那些我只能透過資料才能了解的人們擔任主角來推動實現的。六○年代的經濟高速成長時期，主角也都是比我們年長很多的上一代人們，我們只是身為他們的幫手而已。
在八○年代後半期的泡沫經濟時代，我們這一代的人終於成為時代的主角。我的朋友；之前的同事；比我稍微年長的人們；我在大學裡教過的學生們，都在政府機關、金融機構或企業裡處於主導地位，或者直接在第一線工作。
因此，我得以目睹了一些熟人被捲入事件的漩渦，遭受命運捉弄的情形。
無論是破產倒閉的日本長期信用銀行，還是被重組的都市銀行，都有我教過的學生在那裡工作。他們當中，很少有人從畢業進入職場到現在，仍然在同一個名稱的單位工作。大家都被捲入了時代的滾滾洪流中。
這些人當中，我特別想在這裡介紹兩個人。第一位是第一勸業銀行的前會長宮崎邦次先生。
我是在某個定期舉行的會議上認識宮崎先生的。他當時已經是該銀行的顧問，極具人格魅力。既坦率又親切，你完全無法想像他曾經身居高位，擔任過銀行的行長和會長。我這樣說可能不太恰當，他就像一位窮苦村落的老村長，感覺非常樸素和誠實。
這樣的宮崎先生，卻於一九九七年六月自殺身亡，這個消息令我震驚不已。
在那一個月之前，第一勸業銀行曾向「總會屋」（專門在股東大會上敲詐勒索的小股東）提供好處的事件曝光，其背後說明了第一勸業銀行與黑社會之間的多年關係。這大概就是宮崎先生自殺的原因吧。其實在他擔任第一勸業銀行行長的九○年代，其他銀行以及銀行之外的許多企業，也都與黑社會有著密切關係。
宮崎先生很喜歡電影，曾經聽他說過：「下輩子想當電影評論家。」這是他一生嚮往的夢想。我曾經想過，如果能跟宮崎先生聊聊電影的話題，一定會很開心，可是我的這個夢想終究還是無法實現。
還有一位是日本債券信用銀行的最後一任會長，窪田弘先生。
窪田先生曾在大藏省擔任理財局長和國稅廳長官，以博學多聞著稱。許多人喜歡他溫良、誠實的性格，我也是其中之一。
一九九八年十二月，包括窪田先生在內的三名日本債券信用銀行前高層管理者，因為涉嫌作假帳，違反證券交易法而被逮捕，二○○四年五月被東京地方法院判決有罪。接下來在二○○七年三月，二審同樣判決為有罪。
包括我在內，很多人無法認可這個有罪判決。因為在窪田先生到日本債券信用銀行擔任行長的一九九三年，該銀行已經處於債臺高築、走投無路的狀態。窪田先生其實只是受託來收拾爛攤子而已。
如果要追究導致日本債券信用銀行破產的元兇，我認為是穎川史郎先生。他於一九八二年擔任該行行長，一九八七年就任會長，曾經下達擴大投資的豪言壯語：「黑社會也沒關係，沒有擔保也沒關係，反正一定要把錢貸出去。」但是，穎川先生因為時效已過而逃過刑事起訴。據說一九九七年他退休時得到的退休金大約為六億日圓。
日本長期信用銀行的情形也大致如此。在泡沫破滅後的銀行破產問題上，真正導致銀行破產的人們並沒有被定罪。反而是窪田先生等人被迫當了替罪羔羊，遭到逮捕。
窪田先生後來上訴到東京高等法院，終於贏得了無罪判決。但那時他已經身患重病，幾年後就去世了。
製造業日落西山
在泡沫破滅的影響開始正式出現的九○年代後半期，日本接連發生了多起社會事件。
一九九五年一月，關西地區發生阪神大地震。同年三月，奧姆真理教製造了「地鐵沙林毒氣事件」。這是麻原彰晃這位教祖創立的日本新興宗教團體，歐姆真理教在東京地鐵站內散布損害大腦神經的沙林毒氣，導致十多人死亡，約六千三百多人受傷的恐怖事件。
經濟動盪不安之餘，類似事件頻傳，日本與一九七三年第一次石油危機時一樣，籠罩在「日本已經不行了」的末日論之中。八○年代還如日中天的日本，僅僅十年之後就陷入了如此困境。
不過，正如本章第一節提到的，雖然泡沫已經破滅，但一般人仍然認為日本很富足。一九九五年社會的氛圍已經有了很大的改變，但人們仍然沒有準確地掌握到這些變化的本質。
九○年代，正當日本為了收拾泡沫破滅的殘局而自顧不暇時，世界經濟形式發生了重大改變。下一章將會詳細介紹，面對周遭環境的劇變，日本的產業，特別是製造業，未能採取適當的對策。這是因為，從事製造業的人們沒能認識到，日本經濟正面臨當重大的條件變化。一九九二年，我在《泡沫的經濟學》（日本經濟新聞社出版）一書的結尾寫道：「泡沫雖然已經破滅，但日本的製造業依然很強大。」相信許多日本人在這一時間點也持有與我相同的看法。現在回過頭來看，這個觀點是錯誤的。日本的製造業，當時面臨著比泡沫破滅更為嚴重的根本問題。
第四章介紹《美國製造》一書時，我曾指出研究者們，完全沒有看清日本與美國的製造業的未來。然而我自己也犯了同樣的錯誤。
日本的股票價格於一九八九年底達到歷史最高點，土地價值於一九九一年中期達到歷史最高價。不論是股價還是地價，直到今天還沒有恢復到當時的水準。後文還會提到，不僅是股價和地價，日本的薪資和實際匯率等多項經濟指標，也都沒有恢復到九○年代的最高水準。
但美國的情形卻完全不同。為何會出現這樣的差異，下一章將對此進行探討。
《日本戰後經濟史：精闢解讀戰後復興、高速成長、泡沫經濟到安倍經濟學》
日本究竟錯在哪裡？
身處何方？該往哪裡去？
率先對「房地產泡沫」提出警告的重量級經濟學者，
與教科書完全不同觀點的日本經濟興衰最佳導讀。日本如何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廢墟中迅速實現了經濟復興？是什麼力量推動日本經濟走上了高速發展之路？曾經喧囂一時的「泡沫經濟」到底是如何產生，又終究歸於破滅？在經歷了失落的三十年之後，日本的未來，路在何方？
圖片來源：
- 財務省、国税庁、東京都千代田区霞が関3-1-1。: Wikimedia Comm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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