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羅馬惡行錄】偷竊等於強盜，而且懲罰是根據行為者的社交地位來調整

羅馬帝國皇帝尼祿處死基督徒（十九世紀畫作）

【從竊賊到江洋大盜】
本文摘自《古羅馬惡行錄：從殘暴的君王到暴民與戰爭，駭人的古羅馬犯罪史》
作者：傑利．透納
譯者：筆鹿工作室
出版社：智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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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有一種罪行可以讓大家更了解古羅馬人的日常生活，那就是竊盜。諷刺作家尤維諾辛辣地將羅馬描述為一個被闖空門、扒手和體面小偷所糾纏的城市。儘管我們對他的證詞有所懷疑，但其他證據顯示，他的描述並沒有太大錯誤，羅馬確是一個難以維護自身財物的地方。事實上，竊盜在整個帝國都很普遍。一張來自古埃及的莎草紙，描述小偷如何在房間的天花板上鑽一個洞，進入上層的儲藏室。在這一區的羅馬帝國，建築物通常是用木材和簡陋的泥土磚建造，因此對潛伏的竊賊來說，牆壁和天花板通常沒什麼阻擋作用。一個例子是，有人在街上挖通了一幢建築物的牆壁，偷走裡面的羊。另一個例子，小偷在晚上取下大門的釘子，受害者抱怨：「趁我女婿喪禮，我去致哀不在家時，他們把所有東西都帶走了」（P. Tebt. 2.332）。

這幾個例子突顯出了羅馬小城的盜賊不少。不過事情並非完全如此。電影《神鬼戰士》中，二世紀的皇帝康茂德以叛國罪指控富有的元老院議員，並一一處死他們，以將他們的財產充公，納入帝國國庫。對不惜藐視自己法律的皇帝來說，這種看似合法實則竊盜的方法，是中飽私囊、增加收入的簡便方式。

富人也會做這種體面的偷竊。提圖斯．維尼烏斯（Titus Vinius）出身微寒，之後晉升為將軍，他在皇帝克勞狄烏斯所舉辦的晚宴中偷了一個金杯，玷汙了名譽，歷史學家塔西佗不齒他這種作為，說他「配得上奴隸的身分」。為了表示自己的看法，克勞狄烏斯在第二天再度宴請提圖斯等人，讓僕人們在其他賓客面前放銀器，在提圖斯面前則放陶器（Tacitus Histories 1.48）。

許多竊盜都是由受害者熟識的人作案，往往是鄰居，甚至家人。這種犯罪，受害者通常距離發生犯罪的地點很近，因此不是面對面對抗，就是知道或懷疑某人是犯罪者，造成血腥的後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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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近親竊盜的例子很常見。來自西元一四四年的一張莎草紙，上面描述一個女子不在家時，有人從她的房子裡偷走了珠寶，她認為犯案的是她的鄰居（P. Oxy. 10.1272）。一世紀時期的占星師，西頓的多羅修斯（Dorotheus of Sidon），詳細地描述盜賊的身體特徵，認為這個人不是家裡的人，就是來過這間房子的人，「大家都認識」（Five Books on Astrology 5.35.76-8）。多羅修斯甚至還運用解讀星圖的方式，說明一些竊賊因為熟知家中內情，成功複製鑰匙潛入（5.35.137）。之所以會發生這件事，是因為「他和家裡的人之間有友誼，他們信任他」。

有的竊盜事件則是婚姻破裂所造成。一位被拋棄的丈夫告發妻子「對我和婚姻感到不滿」，因此帶著兩個人的孩子離開了他。走之前，她拿了一些丈夫的財產：一件大斗篷、一個枕頭、一件小衣服、一個衣箱、兩件托尼卡長袍、一些罐子，各種農具。丈夫抱怨說，雖然他給孩子送去生活費，妻子仍不願歸還財物。後來他聽說，事實上她是因為一個名叫尼洛斯的男人才離開他的，還嫁給對方，他受夠了，所以決定提出訴願（P.Heid. 13）。但大多數竊盜，特別是城市裡的，多半不是這種個人私事。由於羅馬城的規模巨大，相較於埃及的小村莊，對一般的犯罪者來說有更多機會，因此無須以鄰居為掠食目標。

與竊盜相關的羅馬法律，在規則上與今日有很大的不同。羅馬人對偷竊和強盜是用同樣字詞來描述，就語源來說，是屬於撒克遜語，意思是深夜闖空門。不過，他們的確對深夜闖空門的竊盜案態度會比在白天發生更嚴厲。羅馬人在竊盜上的區別主要在於是否「身分不明」或「身分明確」，即小偷是否在行竊時被抓住。這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小偷被逮捕的地點距離犯罪現場有多近，至於確切的界限在哪裡，則是屬於律師之間尚待爭論的問題。如果你在屋外逮到偷水壺的賊，便可視為身分明確的竊盜行為，但若在幾英里之外抓住就不算，就類似於今日「逮捕現行犯」的意思。如果我轉過身來，在距離一公尺外便抓住偷拿我錢包的小偷，那就是「人贓俱獲」；如果我發現小偷在前面一條街喝咖啡，可能是賊又可能不是；但如果在警察來之前，他就已回到家，把錢包藏在臥室裡，那就沒辦法了。由於這個定義還存在時間因素，因此「現行犯」的定義變得更複雜。今天，無論我們是現場抓住正在動作的小偷，還是在一千里外的地方抓住，懲罰都是一樣的，前提是是否能證明對方的行為有「超出合理的懷疑」。然而，羅馬人對身分明確的竊盜行為，懲罰更嚴重，但是一旦超出視線範圍，有罪的程度就會下降，原因很簡單，因為羅馬人不想對可能無辜受害的人追究全部的刑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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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馬法律在尋找贓物上有一種奇怪的習俗—盤子和纏腰布的搜索。受害者必須在手裡拿著一個盤子，然後半裸地走進嫌疑人的房產。重點在於，拿著盤子代表不許受害者在被告的房產中接觸任何證據，或栽贓證據。這樣做也代表敬獻家神，讓家神可以幫忙揭示被盜物品隱藏的位置。理論上，受害者會找到自己被盜的財物，因此得證。事實上，這樣的程序僅用於發現大型物品或生活物品，例如馬或奴隸，但無法用在錢幣或貴重的小東西，畢竟這些物品容易隱藏，也難以判別。在大多數情況下，贓物不太可能找得到。我們可以在《阿斯特蘭普斯克斯神諭集》中一個向神明提出的問題，得到一些認識：「我會找到失去的東西嗎？」在所有可能的答案中，有七成答覆是再也找不回來，只有三成是肯定的，在這三成中的三分之一，還要再經過一段時間才會找到。這些找到與否的可能性，顯示編寫神諭的人其實很聰明。由於一般贓物通常都找不回來，因此沒有必要給人一種印象—讓人以為贓物可能找得到。對受害者有利的是，正如多羅修斯所警示的，偷竊者大多是家裡的人（家族成員或奴隸），因此贓物較有可能找回來或歸還。

羅馬人認為，某些類型的竊盜特別嚴重，在帝國時期也變得較容易公開刑事處罰。例如，使用暴力的強盜，無論是有期徒刑或終身，可能會被判處公開勞役。但羅馬法律的另一個特點是，它並非平等地懲罰所有罪犯，而是根據行為者的社交地位來調整。「較上層社會」的強盜不會面臨嚴厲的懲罰，只是暫時降級或流放（Digest 47.18.1.1）。或許「精英階級放縱自己去偷竊」這件事，看起來很奇怪，但的確會發生這種事。有個例子是，羅馬騎士打穿牆壁，偷走了錢，結果被驅逐出非洲的家鄉和義大利五年（Digest 47.18.1.2）。

正如羅馬法律認為，黑夜入室行竊比白天更嚴重，它也特別指出，偷竊時攜帶大袋子的人，應受到特別嚴厲的懲罰，據悉，這是因為帶著袋子是預謀裝更多可以偷走的東西，而非遇到機會臨時起意拿走一、兩樣東西。如果一個人是偷竊牲畜的慣犯，也會面臨同樣懲處。偷竊牛馬等大型牲畜，被視為比偷竊豬、山羊或綿羊等的罪行更嚴重。對羅馬帝國來說，山上和牧場有一個真正的問題—盜賊很容易打倒牧羊人，因此牲畜對他們而言簡直是手到擒來。羅馬對盜牛的敏感程度也反映出這個事實，即大多數律師都很富有，他們都是地主，因此在管理物業時會不斷面臨這些煩惱。在羅馬，甚至搖動紅旗也會違法—如果這項行為驚動牛群逃跑，而導致牠們被偷走的話（Digest 47.2.50.4）。

此外，協助和教唆竊盜的人，公認在法律上與盜賊一樣惡劣。任何人只要明知故犯地借出工具，讓別人可以用來開門或開櫃子，或借梯子爬牆偷東西，即使自己並沒有計劃偷竊，也必須負刑責（Digest 47.2.55）。同樣地，任何人只要庇護罪犯，都會被視為「最嚴重的犯罪類型」，因為他們會獲得一部分的贓款，作為刻意隱瞞的報酬（47.16）。但法律上確實對包庇自己家族成員的人留有餘地，因為這情有可原，而且在某些情況下也是不可避免。

羅馬的法律也試圖阻止人們從被沖上岸邊的失事船隻上偷取貨物（Digest 47.9）。但一般人比較不認為這種罪行有道德上的大問題，或說至少人們會默認、寬恕這種偷盜。哈德良皇帝說，如果遇到一艘船因嚴重破損而沉沒，海邊土地的所有人，必須確保沉船上的所有物件都沒有被盜。很顯然地，一旦船隻遇到危急狀況，必定有人會嘗試帶走一些物品。也就是說，船上的人會設法將物品運到岸邊，同時也順便帶走幾件有價值的貨物。如果確實如此，那麼這種行動本身顯然就會增加船隻失事的可能性，因為水手會讓船隻無人掌舵，任其聽天由命。從法律的觀點來看，拿走沉船的貨物就是搶劫，是利用災難來獲取個人私利。這和從著火或倒塌的建築物裡偷東西沒什麼不同。毫無疑問，制定法律的富人通常也多會進行投資貿易，因此自然會抵制想要發災難財的人。但是對船員和沿海居民來說，船隻的殘骸提供了一個可從業主事故中受益的簡單機會。畢竟，人們公認貿易是一門高風險生意，投資者的船隻在安全停靠時會獲得豐厚的回報，因此當然能承擔一些損失。一些漁民甚至會想撞沉船隻，因此故意在晚上用燈光來誘騙船員，讓他們誤以為已接近港口，實際上卻是被引誘去撞礁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