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王、疫疾、世界史】愛情的致命陰影－梅毒，如何危害人類超過四百多年？

查理八世帶領法國軍隊進入佛羅倫斯（十五／十六世紀畫作）

【愛情的致命陰影－梅毒】
本文摘自《君王、疫疾、世界史：看疾病與大規模傳染病如何扭轉歷史，改變人類命運的方向》
作者： 羅納・D・葛斯特（Ronald D. Gerste）
譯者：彭菲菲
出版社：創意市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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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兵們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好運，當他們圍攻敵方的首都時，當地反抗的軍民採取了一個絕望的措施。根據一名目擊者的報告，他們以糧食耗盡為由，強行將最美的妓女和婦女趕出城堡，結果法國人被她們的熱情吸引，迷上了她們的美豔。這位目擊者的名字叫法洛皮奧（Falloppio），他不知道自己當時尚未出生的兒子加布里瓦（Gabriele）有一天會成為文藝復興時期最著名的解剖學家和醫生之一，而且一輩子都在研究上述事件引發的流行病後果，老法洛皮奧所觀察到的不過就是生物戰的濫觴。

西元一四九五年二月，法國國王查理八世的勝利軍進佔了久被圍攻的那不勒斯（Neapel），城裡的反抗軍民也早已將最美麗的女人們獻給敵人。然而這樣做的原因不僅是出於擔憂糧食短缺，更是為了持續損傷法國國王的軍隊。這樣一個惡魔般的計劃，結果也超出了所有人的預期—因為這些女人不太健康，與她們交歡過的法國軍隊士兵也因而付出了慘痛的代價。幾個月之後，西元一四九五年七月的福爾諾沃（Fornovo）戰役爆發，照顧傷兵的軍醫震驚地發現許多法國士兵的屍體表皮布滿膿皰以及病變，有些人看起來像是得了痲瘋病。一些人因此死亡，另一些人則必須忍受長年痛苦。法國國王的軍隊因為疫情而折損的速度比敵對的義大利士兵快得多，因此不得不撤退。軍醫觀察到患病士兵的身心皆迅速惡化，這個新疾病和半世紀前流行的黑死病一樣對人民造成重大打擊，然而它有一點與瘟疫、痲瘋病或是天花等眾所周知的流行病不同，那就是它的感染方式。受染者首先產生病變的地方即是男性陰莖，若要檢查他們的性伴侶或是尋歡對象的話，就是檢查其外陰部。這個疫疾毫無疑問是藉由性行為傳播的。

新的流行病與瘟疫有一個共同點，兩者都迅速蔓延整個歐洲大陸，德國人稱其為「惡意的天花」（bösen Blattern，英譯為malicious pox）。疫情以當時的旅行以及行軍速度傳播，後者即為查理八世的軍隊，他們在家鄉用疫情爆發的地點（從法國的角度來看）將此流行病命名為「那不勒斯人病」；在義大利以及其他如德語區、英格蘭地區的國家則稱其為法國人病；荷蘭人稱其為西班牙人病；而在波蘭則稱它為德國人病；俄羅斯稱為波蘭人病。病名誠實反映了感染的路徑，同時也將責任歸咎於國界旁的鄰居。

義大利戰場上的軍隊按照當時的慣例，是由各國招募的僱傭兵組成，所以無論是在義大利還是法國軍隊裡都有來自西班牙的傭兵，這也解釋了後來發生新疫情的原因。雖說這個立論十分具有爭議性，可是直至今日仍未被打破。

一場可怕的瘟疫在全球歷史大事發生後不久就重擊了歐洲：西元一四九三年三月，哥倫布領著僅剩的兩艘船，妮娜（Niña）和品塔（Pinta）從新大陸回到歐陸。他為當時歐洲人尋找通向印度的海路時，發現了新世界，或者更確切地說，重新發現了美洲大陸。因為北歐的維京人（Vikings）在將近五百年前就已登陸北美洲，只是他們與哥倫布引發的殖民和征服浪潮不同，他們沒有留在那裡定居。當返航的水手抵達西班牙時，醫生歐威多（Fernandez de Oviedo）和狄亞茲（Ruy Diaz de Isla）都報告了海員顯然罹患了奇怪的疾病，而且可以猜出是因為和新大陸的原住民，也就是與被命名為「印第安人」的人有了某種接觸。根據醫生的猜測，這種疾病「到目前為止從未見過或聽過」。不過根據歸國者的說法，印第安人對此病很熟悉，而且有治療方法。患者中有一位著名的探險家馬丁．阿隆佐．平松（Martin Alonzo Pinzo），他來自帕洛斯．德拉弗龍特拉（Palos de la Fronten）一個有權勢的家族，他是品塔的船長，和另外兩個兄弟一起踏上了這個歷史性之旅。據說平松回國時虛弱到必須用擔架將他從船上抬下，兩週後他即被宣告死亡。

有一個假說認為引起梅毒的病原體螺旋菌是在西元一四九二／九三年經由哥倫布遠征隊的隊員、熱那亞人（及之後其他的征服者）的三趟旅程傳回歐洲大陸。當時的人信服這個說法，就算有其他的可能，此假說也一直存在。而它與「前哥倫布」（präkolumbianische）假說形成對比，「前哥倫布」說法認為梅毒在西元一四九二年之前已存在於歐洲，不過這個假說還未完全令人信服。

人們應該可以從遺留的骨骸中找出典型的梅毒變化，但是蒐集到的診斷標準和日期都不完整，而哥倫布到達新大陸之前，當地就有梅毒發生的證據卻十分清楚。在今日的多明尼加共和國，人們可以從西元八世紀墳墓的遺骨裡找到此變化。據說該地區的骨梅毒發生率為百分之六至百分之十四，這表示感染率很高，因為並非感染梅毒者都會發生骨骼病變。人們傾向將梅毒看作是美洲原住民對「白人」的提前報復，因為白人在接下來的幾個世紀會掠奪他們的土地，並在許多地方實施種族屠殺，還會引入當地免疫系統無法抵抗的疾病。從疫情蔓延的迅速程度以及人們對該疾病的恐懼，說明了這個性病在一四九○年代中期左右是全新的，顯然沒有其他任何類似的疾病可比擬，而且也與「前哥倫布」假說大相徑庭。

可怕的流行病迅速影響了公眾意識、宣傳品還有藝術作品。西元一四九六年杜勒（Dürer）即完成了一幅木刻畫作，描繪了感染梅毒全身潰瘍的僱傭兵。同一年，布蘭特（Brandt）也完成了一幅聖母瑪利亞與聖嬰的木刻作品，畫中聖母對著全身潰瘍的梅毒患者所散發出的是懲罰還是治癒的光芒，還有待商榷。她的右手抱著聖嬰，與坐在左手邊的馬克西米利安一世（Maximilian I）同戴著皇冠，以獎勵他於一四九五年頒發的昭令：鞭打「那些感染了最近出現而且過去從未聽過，也俗稱法國人病的嚴重新病」之人，以懲罰他們的罪惡和褻瀆。

這也為往後幾個世紀的政治機構，尤其是宗教當局，定下對梅毒看法的基調。無論是在布道講台還是文宣品上，處處都表示那是一種對有肉慾者的懲罰疾病。尤其天主教會得照照鏡子自我反省，或更確切地說，是那些位高權重的人得如此。因為幾位教皇都感染了梅毒，而且可以想像的是，梅毒也會經由這些虔誠教徒不該有的、荒誕不堪的性生活繼續傳播。除了臭名昭著的波吉亞教皇亞歷山大六世、儒略二世和良十世應該也都感染過梅毒。儒略二世的私人醫生曾寫道：「令人可恥的是，他全身上下處處都顯現了醜陋的慾望跡象。」

然而受這疾病困擾的不只有這些精神領袖，梅毒也在歐洲貴族階層迅速傳播，以至於出現英語的皇家痘（royal pox）以及宮廷病（Hofkrankheit）這類的名稱。人們也懷疑法國的查理八世在占領那不勒斯後，也像他的士兵一樣感染了梅毒。從他「友善查理（der Freundliche）」的綽號我們可以想見，他並不反對各式盛宴和狂歡等娛樂。我們很難想像這位頂著皇冠的領導者，會因為去打網球的路上撞到門框，而以二十八歲的英年死於腦出血。他的繼任者法蘭茲一世和他的宿敵查理五世皇帝也都是感染梅毒的病人。然而當我們在推斷歷史人物是否患有梅毒時也必須謹慎，因為確診罹患梅毒是種侮辱且具有貶低性的，因此它也經常被政治或王朝反對者（或未被重視的歷史學家）用來作為攻訐對方的項目。像是英格蘭的亨利八世、俄羅斯的恐怖沙皇以及法國國王路易十四和路易十五都曾被懷疑患有梅毒。

疫情在那新舊交替的時代，對人們群居生活造成的影響速度與程度遠超過今日（當然，我們現在有抗生素療法對抗這種病菌）。中世紀時，公浴以及澡堂文化深受大眾喜愛，儘管當時人民普遍信仰虔誠，但是並未捨棄肉體歡愉，甚至還興起「澡堂小姐」的職業，這種種也都因為疫情，從此完全消失在歐洲城市文化中。同時，人們對婚外或婚前性行為以及任何未經教堂許可的婚姻形式之譴責，也再次在教會的領導下開始出現。當歐洲貴族以及教會高層還在遊戲人間時，敵視性行為儼然成為大部分地區的一種規範，並在廣泛社會階層形成道德律令。人們將疫情歸責於妓女，並且依地區以及民情不同，對她們進行各式如強迫治療和烙印的殘酷鎮壓。即便是當時最開明的精神領袖，人文主義者伊拉斯姆斯（Erasmus）也呼籲應該採取極端嚴厲且極為不人道的預防措施。「夫妻雙方在舉行婚禮之前，應檢查是否感染梅毒。如果其中一位罹病，則有充分理由解除婚約。根據伊拉斯姆斯的看法，正本清源是最佳解法，『如果當初人們燒死第一批梅毒患者，那就是拯救了全世界。』所以患有梅毒的男性最好都被閹割。」

前面提到的加布里瓦．法洛皮奧於西元一五六四年發表了一篇關於梅毒的科學研究，題目為《法國病》（De morbo gallico）。梅毒一詞是由一位義大利醫生（同時也是天文學家）吉羅拉莫．弗拉卡斯托羅（Girolamo Fracostoro）於西元一五三○年提出，並一直到兩世紀後才被世人接受、確立。法洛皮奧不僅描述了症狀以及當時的治療方法，而且還提出了一個預防傳染的絕妙主意。這位帕多瓦（Padua）大學解剖學教授進行了一項大型研究，用今日的術語稱為定群研究（Kohortenstudie）。研究顯示，將近一千一百名的受試者必須在性交前將陰莖前端套上一個用亞麻布織成的小套子，並用粉紅絲帶繫在陰莖底部，再用唾液提供必要的潤滑。部分的受試者使用浸過鹽和草藥混合物的絲帶，而另一些人則使用浸過牛奶的絲帶。法洛皮奧的經典研究結果證實，無論是在任何情況下受試者都沒有發生感染。由此法洛皮奧無疑可被奉為避孕套之父，而避孕套（condom）英文之名的源由應該與同名的法國小鎮無關，不過是否因為一位名叫Condom的醫師，要求英國查理二世國王用羊腸製作保險套才如此命名，則無明確證據。

在法洛皮奧的時代，市面上有些治療方法對患者帶來的痛苦比疾病本身更糟。人們一開始對癒創木（Guajakholz）寄予厚望，癒創木與瘟疫本身一樣都源自於美洲，人們磨碎這個長在南美和加勒比海島上的木頭後，提煉出精華予以服用或擦抹。當時著名的人文主義者馮．胡滕（Ulrich von Hutten）騎士十分推崇這種療法：「根據我的觀察，癒創木的療效是徐緩均勻的，而非像疾風般迅速見效。人們無法馬上主觀感覺它的療效，或是說感受到它迅速緩解甚至完全消除疼痛，相反的，在治療開始後的十四天，這個病會變得急性，也就是說痛苦會加劇，潰瘍會擴散，而且患者會感覺前所未有的糟糕。」馮．胡滕可能在他生命末期才明白這個木料對梅毒病原毫無治療功效，最後他於一五二三年死於梅毒，享年三十五歲。

市面上使用最久對抗梅毒的治療劑是汞，人們通常將它當作外用藥使用，例如以軟膏的形式大面積擦拭在身體上。許多人也以熱療相輔，例如坐在加熱和密封的浴盆裡。然而這種療法其實是種折磨，患者因筋疲力竭至死而停止治療的狀況也非少見。另外服用含汞的藥片或錠劑以及吸入汞蒸氣，也是幾個世紀以來常用的治療方法之一。汞療法一直到二十世紀初才被廢止，在那之前人們不知道或是低估了汞的毒性。患者經過多年汞治療後往往會有脫髮和掉牙等症狀，甚至中樞神經系統和內臟器官會受損。有一句英文諺語恰當地描述了這個疫疾和治療兩者之間的致命連接，很難斷定哪一種情況更糟：「與維納斯共度一夜，與水星（英語中水星和汞的名稱－Mercury相同）共度一生。」（A night with Venus, a lifetime with Mercury）。人類一直到西元一九○九年才找出一種真正有效治療梅毒的藥物，是由德國的免疫學家埃爾利希（Ehrlich）和日本的微生物學家秦佐八郎（Sahachiro Hata）研製出的砷凡納明（Salvarsan），其化學基本成分砷顯然也是一種毒物。埃爾利希是一位十分出色的研究人員，他在德國被授予極高的榮譽，他的肖像也曾被印製在受人喜歡的兩百元馬克鈔票上。

梅毒不僅在全世界危害人類超過四百多年，而且更令人驚訝的是，它也長期陪伴了歐洲文化史。為數眾多的詩人、作家和藝術家都曾受梅毒之苦或有梅毒症狀。梅毒患者以及疑似病例彷彿意圖讓俗稱的「法國人病」名符其實，這個大國的許多文藝界代表人士都列入其中，如波特萊爾、福樓拜、莫帕桑、馬奈、高更和羅特列克（Lautrec）。而貝多芬也有罹患梅毒的徵兆，有一本著名的音樂辭典寫到他在年輕時期曾感染梅毒，不過這位偉大作曲家的傳記作者則聲稱：「只要有一位研究人員認為貝多芬沒有梅毒，就會有另外十位相信他患有梅毒」。

舒伯特這位來自中產階級的青年天才音樂家有一個悲慘的命運，雖然他的經歷在那個世代並不罕見。拿破崙戰爭結束後，這位年輕的作曲家喜歡與死黨們一起在熱鬧的維也納享受夜生活或到近郊出遊，直白地說就是縱情聲色。當時歐洲在歷經四分之一個世紀的革命與戰爭後，於西元一八一四和一八一五年之際，在維也納召開了重組大會，當時的維也納可能是世界的「妓女首都」，據估計每三十萬名居民中就有兩萬名是妓女。舒伯特應該是在一八二二年左右（大約二十五歲）感染了梅毒。他之後曾數度隱居，可能是因為部分的皮膚變化和潰瘍造成毀容。另外他還有酗酒的傾向，之後還飽受頭痛與胃痛煎熬，幾乎無法吸收任何營養。他最後死於一八二八年十一月十九日，臨終時只有三十一歲。

然而一個真正的天才是不會被此疾病擊倒的，無論是他的創造力或是活下去的勇氣。讓我們在本章的結尾簡要描述一下德國最偉大的詩人之一，同時也是傑出的散文家和諷刺作家—海涅（Heine）的病歷。海涅於西元一七九一年十二月出生於杜塞道夫。他曾在早期著作中提到使用法洛皮奧的發明，這是德國古典文學中極少提及的預防性病傳播以及避孕措施。他在一八二四年二月的一個寒冬清晨寫信給一位朋友：「昨晚我在新開的清潔店裡訂製了半打的的保險套，而且是用紫藍色絲綢做的。」當時還是哥廷根（Göttingen）大學學生的海涅，在同一封信中自述自己雖然有心臟疾病，但還是生活得很自在：「連愛情也折磨我。不再是以往專一的單戀。我不再是戀愛中的唯一論者，就好比傾向喝雙料啤酒般，我也偏好雙重戀情。」無論是生活在德國的時期，或是之後在充滿感性的巴黎的漫長歲月，海涅意識到絲質避孕套是保護自己免受感染困擾的唯一方法，然而他最後判斷自己還是染上了梅毒，許多他的自傳卻認為他得了聽起來比較不丟臉而且立意正確的多發性硬化症（ALS），而海涅本人則十分確信此診斷。工人運動的先驅拉薩爾（Lasalle）可以當證人，他在西元一八五六年海涅去世前夕，到他位於巴黎的公寓拜訪，他事後用粗俗的言語形容當時的會面：「他很高興見到我，打完招呼後就（指著自己的陰莖）喊著：『你看看它多不知好歹！我為了它盡心盡力，它卻把我搞成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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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王、疫疾、世界史：看疾病與大規模傳染病如何扭轉歷史，改變人類命運的方向》

身處在二十一世紀的我們，看似擁有一定程度的醫療衛生條件和社會發展，然而當未知疫情來襲，人類是否有能力阻擋還是將再度被黑暗吞噬？史詩級災難將再次重演或是迎來一個截然不同的結局？作者根據強大的醫學及歷史專業知識，以有別以往的角度重新解構世界史，從微觀到宏觀，從過去到現在，帶我們重新思考未來，迎接更好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