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羅馬惡行錄】在古羅馬人眼中，暴力竟是文明秩序的關鍵？

凱撒之死

【對暴力的態度】
本文摘自《古羅馬惡行錄：從殘暴的君王到暴民與戰爭，駭人的古羅馬犯罪史》
作者：傑利．透納
譯者：筆鹿工作室
出版社：智富

西塞羅描述，當多米提烏斯（Lucius Domitius）駐紮西西里島，有人獻上一頭巨大的野豬。多米提烏斯驚訝於野豬的體型，他問是誰殺的。有人告訴他，是一個牧羊的奴隸。多米提烏斯召喚牧羊奴，牧羊奴則熱切期待自己會獲得獎勵。多米提烏斯問他如何殺死如此巨大的野獸？奴隸回答說，「是用狩獵長矛」。多米提烏斯便將他釘在十字架上處死，因為奴隸不准攜帶武器。西塞羅亦承認：「看來或許嚴苛，但多米提烏斯慣於採取殘酷的懲罰，也不願忽略任何犯行而有虧職守」（Against Verres 2.5.7）。這故事所暗示的，還有其他許多的證實，都證明羅馬人對暴力的看法並不同於我們現代人（至少是我們大多數人）。對我們來說，暴力令人厭惡，是野蠻行為。但對羅馬人而言，暴力卻是文明秩序的關鍵。

然而，即使在處理奴隸事務時，暴行卻也有所侷限。在狄奧《羅馬史》（Roman History 54.23.1）中，波利奧（Vedius Pollio）的故事顯示，嚴苛的懲罰是眾所接受的，而偏激的虐待則不然。奧古斯都皇帝阻止了波利奧把一個奴隸男孩扔到食人鰻的池中，因為男孩犯的罪只是砸碎了花瓶。這可謂一大進步！然而不僅如此。克勞狄烏斯根據奧古斯都的行為，更進而宣稱，一時興起殺死奴隸是非法的，同時奴隸也得到合法上訴權，可以申訴自己受虐的境遇。所以這是否表示皇帝想要改善奴隸的狀況？我不會這樣說。較合理的推論是，隨著皇帝深入探討生活的各面向，人們只是希望皇帝能指導應該在哪方面設限。無論是在羅馬還是一般生活中，一個好的經驗法則是：凡是可以用鞏固權力的簡單方式來加以解釋者，就不要將其歸諸改革的熱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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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馬人認為，最應該嚴厲懲罰的罪行，是奴隸殺死主人。西元六一年，羅馬省長佩達尼烏斯（Pedanius Secundus）被殺死的案例，點出處置的嚴重性。佩達尼烏斯被自己的奴隸殺死，不是因為他違背協議，沒有放奴隸自由，也不是因為奴隸愛上主人最愛的女奴，但不願放手。根據一條古老的法律，佩達尼烏斯所有四百名家奴都要被處死刑，因為未能阻止謀殺。關於這一點，事情變得有趣。當這四百位奴隸遊街赴死，馬路上擠滿了羅馬群眾，人們設法堵住去路，甚至開始圍攻元老院。元老院因此進行辯論，有鑒於機構的保守性，雖有許多人反對執行傳統的懲罰，但無濟於事，元老院依然決定處死這些奴隸。這個判決並不令人驚訝，但值得注意的是，這個判決如何違反了一般羅馬人天生的正義感，導致他們堅持抗議，最後造成釘十字架的刑罰只能在武裝警衛維護秩序下進行（Tacitus Annals 14.42-5）。

懲罰不只是傳統的選擇，也是不錯的行為經濟學。當主人被謀殺，連坐所有家奴，可驅使奴隸向主人報告任何值得注意的陰謀，還能確保奴隸受到攻擊時更可能去幫助他們的主人。這就是為何在現存資料中，主人被殺的報導極其罕見—或許是因殘酷的法律，成功嚇阻了奴隸族群，也可能是資料來源只記錄了一些備受矚目的重大案件，相對謀殺主人的案件則不那麼顯眼。無論原因為何，都沒有太多關於這種案件的紀錄。

儘管有民眾反對佩達尼烏斯的奴隸處決案，但司法暴力似乎是公認可接受的。對現代讀者來說，在法律訴訟程序中刑求奴隸的慣例，可謂最令人震驚的一種司法濫權，但羅馬法庭卻視之稀鬆平常。一般公認，奴隸道德太低，無法相信他們會說真話，因此刑求可視為讓奴隸說真話的一種方式。羅馬人確實理解，需要謹慎對待在酷刑下獲得的證據，但奴隸為了不受折磨而說謊的例子，無損於羅馬人認為刑求所帶來的好處，所以羅馬法庭的氣氛是緊繃的。根據現存的訴訟紀錄（由當時法院書記官所作），我們能嗅得一些那種審訊的味道。其中一件案子可以追溯到西元一三六年（P. Oslo 2.17），埃及帕洛斯派區（Prosopite）治安官審問被控砍倒葡萄樹的兩名男子：

治安官：「你對這些男人說了什麼？」
證人：「被告在半夜離開了飲酒集會，然後又回來，說他們砍了仍姆特（Imouthes）的葡萄樹。」
被告：「他的指控根本無憑無據！」
治安官：「你見過他嗎？時間？」
被告：「是的，但他根本沒聽過我們說這樣的話。」
治安官：「如果你問心無愧，為什麼在你的名字被公布之前，你沒有出席審前檢查程序？」被告：「我們在另一個很遠的莊園工作。」
治安官：「你攻擊這個莊園的原因就是哈洛尼斯（Haronnesis）所說的。」
治安官下令刑求他們，並說：「認罪吧！」但他們堅決表示沒有砍葡萄樹……
治安官：「務必確保這兩位能夠提供充分的認罪證詞，以便偉大的副總督閣下大人問起時，能夠沒有任何破綻。」

我們幾乎可以聽見慘叫聲在書頁間迴盪。

羅馬確實設法在法律脈絡中去控制暴力的使用。任何人若以武力方式追究其法律主張，都將喪失對此主張的任何權利。根據皇帝馬可．奧里略（Marcus Aurelius）在西元二世紀所頒布的法令，債權人若在債務催收等事項中使用武力，就只能在獲得法院命令後才允許扣押債務人的資產（Digest 48.7.7）。在諸如盜墓等案件中，攜帶武器也被視為一個加重罪刑的因素，懲罰是流放到礦區，終身挖礦到死為止（47.12.3.7）。

然而，在羅馬帝國的廣大範圍中，暴力無所不在。例如，競技場的暴力娛樂是社會的中心。競賽需要穩定的罪犯供應，才能滿足需求。會被定罪送到競技場的罪行，包括謀殺、叛國、搶劫、縱火等，如果你是奴隸，逃跑也算。人們公認最好的罪犯，是那些身強體壯、知道如何戰鬥的人。一場活躍的半合法交易似乎就發生在這些人身邊，莊家要為這場大秀購買最好的角色。中央當權者設法阻擋，認為應將最好的罪犯送到羅馬參加當地的競賽，而非在各省直接交易（Digest 48.19.31; Philostratus Life of Apollonius of Tyana 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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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眾們也熱愛暴力。一場競賽秀的宣傳甚至宣稱將「殘酷地」殺死十隻熊。僅僅死亡還不夠，懲罰還可用神話的表現來增強娛樂效果。有一次，一名被判刑的罪犯被打扮成希臘神話音樂家奧菲斯的模樣，從競技場的地底走上來，他身邊都是野生猛獸，就像神話裡描述的一樣，猛獸對他的七弦琴演奏反應溫順。由於要在競技場上出現，野生動物都會接受訓練；北非有一幅馬賽克圖畫，描繪了一個稱為鐵勒吉尼（Telegenii）的公會，專門訓練成員捕獲獵豹幼仔，以攻擊人類戰士。類似的事也發生在這裡：奧菲斯能夠讓眼前的野獸平靜下來一段時間，然後，訓練師會發出一個暗號，於是這個可憐的人就被一隻熊撕裂了。群眾喜歡這種戲謔著名神話的情節，人人都知道暴力的結局終將來臨，但這種舖墊無疑讓表演更增添了樂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