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年日本史】德川幕府維持三百年江山的秘技：矛盾的政治設計

德川家家紋・德川葵

【二、德川幕府之政治設計】
本文摘自《200年日本史：德川以來的近代化進程》
作者：安德魯．戈登（Andrew Gordon）
譯者：李朝津
出版社：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經過數十年以來不斷的政治變動，最後導致德川家族或幕府的崛興。德川幕府第一任將軍是德川家康（一五四一年－一六一六年）。英國學者沙德勒（A. L. Sadler）在一九三七年出版了一本德川家康傳記，作者的政治立場是同情德國希特勒的所作所為，故對家康的殘暴一面亦採恕宥態度，認為「以一般老百姓或資產者的道德標準，是無法衡量一個軍事獨裁者的」。¹

家康是一個苛酷的統治者，但他也是一個有耐性的謀略家，懂得如何妥協。他是豐臣秀吉其中的一個盟友，亦是其最厲害的政治對手。不過家康願意放下身段，不挑戰那位「禿鼠」。家康首先鞏固他在關東平原的地盤，再觀勢以待時。以織田信長及豐臣秀吉為榜樣，家康在一五八○年代及一五九○年代先在藩內建立有力統治。當秀吉去世時，命家康出任攝政之職，但家康卻馬上聯朋結黨，在一六○○年發動「關原戰役」，擊敗另一群忠心於秀吉子嗣的攝政，奠定德川二百多年霸業的基礎。一六○三年，天皇賜封他為征夷大將軍。

一六○五年，關原戰役僅五年之後，當時家康精力充沛，春秋仍盛，但卻急流勇退，把將軍一職傳給其子秀忠，目的是要保證德川家族不會步豐臣秀吉後塵，後人能順利接班。事實上，家康在一六一六年去世以前，仍然在幕後操縱政局，秀忠獨攬大權的日子僅只有七年，一六二三年他便退位，由其子家光繼位，不過秀忠仍監管他的兒子，直到他一六三二年去世為止。

家康之孫德川家光是第三代將軍，但他在歷史上的貢獻與家康不相伯仲。他在位時間由一六二三年到一六五一年，德川政權威望達到峰頂。在家康及家光兩人手中，德川體制才得以確立，一直維持到西方列強在一八五○年前後入侵日本為止。

家康及家光建立的體制，實得力於信長及秀吉所作的各式各樣政治安排，本書稱之為「設計」。這些政治組合五花百門，但它們確保德川家族維持其在政治權力頂端不墮，亦化解各方面的反抗。反抗根源上自大名及天皇朝廷，下至武士、農民、商人及僧侶，都有可能發生。上述政治組合亦消除數十年來以至數百年來的各種矛盾，帶給日本史無前例的政治安定。當然，創造或支撐上述政治體制的歷史動力不會停滯不動，一六○○年代出現的政治設計事實上產生不少矛盾，並最後導致德川政權覆滅，但它是一個緩慢過程，徐徐展開於日後兩百餘年之中，當時是無法感覺出來的。

大名

德川實施的各種具體政策，大部分在信長或秀吉的統治期間都有先例可援，家康及其後繼者只不過把它們變得更有系統而已。有關大名的設計最為重要，家康規定每一名藩只能有一座城堡，各大名亦要向他宣誓效忠。家康嚴禁諸藩間互結盟好，並派出大員巡視，以確保各大名能遵守此規則。為加強監控，家康規定各大名聯姻，要事先得幕府同意。

家康不時要求大名捐助幕府各種宮室營造工程，江戶城便是其中一個建設重點，並成為德川幕府的權力中心。不過德川幕府並未有向各大名徵稅，最類似稅收的便是這種不定期的強迫性「捐助」，由於各藩在財政上自主性高，成為德川幕府權力最嚴重的限制。原因是家康模仿秀吉做法，幕府統治是建基於各大名政治聯合之上，故家康容許約一百八十位大名在藩內有自主權力，並世襲藩位，前提是該大名必須效忠德川幕府，奉行將軍命令。²

家康之孫家光，進一步擴大幕府權力，家光確立將軍沒收大名領地的權力，並將之分配給其認為是可靠的領主。他亦運用這項權力，調動大名間相互領地，目的當然是削弱力量太強的大名。家光有時亦沒收大名部分領地，轉贈給直屬他管轄的旗本武士，這些土地統稱為德川幕府的家地。凡忠於德川幕府的大名稱為「譜代大名」。家光很多時候沒收有敵意大名的土地，轉贈給各「譜代大名」，透過此政策，家光才能確保德川家族的霸業。

上述各個政策的結果，家光重新分配五百萬石之土地³，約為日本五分之一的可耕地。在土地重分過程中，家光對「外樣大名」特別苛刻，所謂「外樣大名」，是指關原戰役中與德川家康為敵的大名。家光即位將軍後，為保衛權力中心的江戶城，以此為圓心，將圓心周圍劃為德川家地，稍遠則封贈同一陣營的「譜代大名」及有親族關係的「親藩」，曾一度為敵的「外樣大名」，則被分配至日本三島最邊遠的地區。

家光另一個重要改革則為參考德川以前的做法，建立「參覲交代」制度。參覲交代制代表德川霸業的最後一步，切實掌控其過去的敵人。它根源於一三○○年代前後鎌倉幕府的政策，當時的將軍為監視各藩，規定各大名必須到當時的首都京都「參拜」。到十六世紀後期，秀吉亦好幾次要求大名參拜，以維持雙方緊密的關係，但秀吉並未將此轉化成常規，或要求所有大名服從，一直到家光出任將軍，在一六三五年到一六四三年之間才成為定制。

家光要求所有大名在江戶及藩地均建造居所，在江戶參拜將軍，住滿一年後，即要回藩內，藩內居住滿一年又要回江戶。當大名回藩時，其親屬則要留居江戶。這是一個十分厲害的政治控制手段，在江戶的各個藩邸其實是一個人質集中營（當然，各個「人質」若不打算離開江戶，其生活環境是十分優裕的）。在實行參覲交代制下，江戶城關卡貼上下面的標語：「不容婦女出城、火槍入城。」換言之，婦女出城，代表大名離心；槍炮進城，代表亂事將興，兩者均表示德川幕府的權力出現問題。不過在德川兩百多年的統治中，始終未見有真正挑戰德川權威的大名。

參覲交代制的作用不止是監控，而是嚴重削弱各大名的實力。首先為了維持江戶及藩內的藩邸 — 江戶藩邸有時不止一個，大名不得不增加開支。其次是往來江戶與藩城間時，大名按儀制必須有龐大隊伍陪同，所費不菲。其三是江戶藩邸編制人員所需支出，通常佔大名每年收入三分之二。總而言之，參覲交代制在政治上疏遠大名與其藩領的親密關係，因為他們有一半時間在外。同時不少大名由身在江戶的母親或臣屬撫養，直到長大後才有機會踏足本藩，對本藩的認同感也很薄弱。

天皇制度

第二個關鍵性的政治設計是天皇，它是日本最具代表性的政治象徵，亦是幕府控制政局的重要手段。可是到十五世紀及十六世紀，王室無論在經濟上或政治上都陷入困境，家康模仿織田信長及豐臣秀吉，在經濟上支持王室，使它擺脫過去百年來的財政拮据狀況。征夷大將軍是武士最高統帥，理論上是由天皇封賜，因此德川幕府尊崇皇室可以提高其統治日本的合法性，其前提當然是要穩穩操縱皇室。為達到此種目的，幕府頒佈一連串「禁中並公家諸法度」，*根據上述法令，幕府有權委任朝上公卿百官，賜予封地。天皇子嗣一人須居於德川一族在日光之家廟，以作人質之用。在日常小節上，幕府會奉朝廷為上，但他派遣官員一人駐守將軍在京都的居所「二條城」，監視皇室一切舉動，二條城離皇居僅一箭之遙。

上述政策實際上讓幕府將軍與天皇平起平坐，十九世紀中葉，西方人初到日本，便搞不清楚日本統治的主權所在。一八五七年，美國代表夏理斯（Townsend Harris）到日談判商務，在其代美國總統法蘭克林．皮爾士（Franklin Pierce）致德川幕府的信中，開頭便以「日本皇帝陛下」稱呼將軍。⁴雖然如此，天皇擁有權力的正統性此一觀念仍然重要，一八五○及一八六○年代當部分武士聯合反對幕府時，便以此為號召。

*譯注：自鎌倉幕府至德川幕府，日本政制是二元統治，天皇所代表的朝廷稱為公家，將軍所代表的武士稱為武家，兩者各有不同法則管理。

武士

十六世紀末期，在數百個有力大名的領導下，日本從事戰爭的武士人數達數十萬。當時日本的政治制度類似歐洲封建時期，武士可以擁有一小塊封地，稱為「知行地」，在此土地上耕作的農民亦歸其管轄，他們從土地上徵取稅收，補助其各種軍事活動。不過武士生涯並非易事，一方面要控制人地，一方面又要防範鄰近武士的兼併。為防虎視眈眈的強鄰及不安於室的農民，不少武士向更為有力的大名屈膝稱臣，願意承擔各種戰爭任務。然而在統一戰爭完成後，這些武士便很少重回到自己的封地，他們大部分都定居於城鎮中。由於各大名均在藩內建造城堡，不少武士便奉命聚居城堡內外，有些甚至被調到江戶城的藩邸。亦有武士居於鄉村中的小鎮，成為名藩官吏，其任務是丈量田地、評估產量、收集賦稅及維持治安。至於他們原來的封地，則由幕府或各大名委任專屬官員管理。專屬官員取代原來的武士，向土地徵稅，所得收入則上繳給藩堡或在江戶的藩邸。至於武士原來的田地收入，則由商人代理大名銷售所徵得的大米，再由各大名支給相等價值的俸祿。

居於城內的武士有權配帶兩把劍。部分武士仍擔任警察或治安維持者的角色，但大部分都脫離其軍人職務。他們大都被委任其他行政職務，只有小部分遊手好閑，但無論如何，所有武士每年都會向大名領取薪水，稱為「米祿」，顧名思義，其薪金是源於昔日封地的收入。但日子愈久，武士對封地的感受便愈淡薄，最後只是一個虛名而已。武士由德川幕府的武家法度或藩律管理，為了整體社會安定，幕府嚴禁武士間的私下仇殺。

當統一戰爭結束不久，戰事記憶猶新，居於城中的武士仍有濃厚的草莽氣息。武士聯群結黨，在十七世紀初是尋常之事。然時移世易，大部分的武士棄劍習文，他們漸成為一個精英階層，為幕府或名藩處理日常事務。名義上他們享有特權，但實際上職位是世襲的，不易出頭或改變身份。出身於中上級武士家庭會較易出任高官或升遷，不過他們仍需要一定的文化水平，故武士在德川時期逐漸由戰士演變為官僚。至於下級武士，不但薪俸微薄，環境亦不佳，甚至可以說是貧困。終德川之世，武士佔日本總人口6%到7%。

村民及町人

第四個支撐德川時期安定的是一般百姓，他們佔人口的大部分，但卻完全是受人制宰，同時他們更可以細分為若干階層。一六三○年前後，德川家光曾命令所有百姓向佛寺登記。一六六五年幕府進一步收緊管控，要各佛寺確認所有人的宗教信仰。在登記制度下，村民不許改變戶籍，甚至旅行亦要事先得許可。故登記其實是一種政治以至社會控制，另一個目的是禁止基督教的傳播，自一五九○年以來，日本便先後多次下令禁止日人信仰基督教。

因此，農村的農民及城市中的商人及工匠的身份被固定下來，累世不能改變。人口約八成是農民，其餘是各式各樣的城市町人。德川幕府對每一階層的活動範圍，雖有很多限制，但並未有深入到日常生活之中。它容許一般百姓有一定的自主空間，例如外出旅行，德川規定要事先申請；移居到城市理論上亦不容易，但並未嚴格執行此等法規。按實際情況，只要各村如期繳稅，幕府及藩政府便很少介入村中事務。幕府徵稅是以全村為單位，不向個人直接收稅，因此村是一個集合體，它主宰村中一切事務，包括內部事務、秩序維持及把罪犯交往幕府或藩所。

至於市町住民的管理，無論其職業是商人或工匠，或無論其居地是直屬幕府管理的江戶或大阪，或是直屬各個大名之城堡，其管理方式大致與農村一樣。在農村，武士委任村頭負責管理職務；在市町，他們則委任有力的商人組成委員會，負責治安及規範各行業的商業活動。該委員會則選出市町領導人，負責執行法律、偵察罪案及收取賦稅。⁵

注釋

1. 1A. L. Sadler, The Maker of Modern Japan: The Life of Tokugawa Ieyasu (1937; reprint, Rutland, Vt.: Charles E. Tuttle Company, 1984), p. 25.
2. 由於有些名藩會細分，又有些家臣升格為大名，故大名的整體數字會隨時增加，到18 世紀大概已穩定為二百六十個大名。
3. 一石約等於一百八十公升（liter）。
4. The Journal of Townsend Harris (Tokyo: kinkōdō shoseki, 1913), pp. 468–80.
5. James L. McClain, Kanazawa: A Seventeenth-Century Japanese Castle Town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2), p. 151.

《200年日本史：德川以來的近代化進程》

哈佛大學日本研究權威，全面總結平成「失落年代」（一九八九年－二○一九年）緊貼史學研究新趨勢，增補環境史角度透視日本近代化進程

《A Modern History of Japan: From Tokugawa Times to the Present》由哈佛大學日本研究權威安德魯．戈登教授撰寫，自問世以來一直是美國大學的經典日本史教科書，被翻譯成中、日、韓等多種語言。中譯本自二○○六年初版以來，已成為各大學最受歡迎的教科書與通識讀物之一。此次第四版依據二○二○年最新英文版，吸收學界新近研究成果，增補大量內容，包括環境史、性別關係、軍事安全政策、二○一○年代日本政治和社會的近期發展，以至平成時代（一九八九年－二○一九年）的總體評估。被譽為「迄今為止最好的近現代日本通史論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