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南亞近代史】「加賀百萬石」當主命喪北婆羅洲上空，前田利為侯爵的軍事生涯

前田利為

說到前田家，必然就會想到二○○二年的NHK大河劇《利家與松》，那部以豐臣秀吉（1537—1598）麾下的「五大老」和戰國武將前田利家（1539—1599）發跡的歷史劇。前田利家首先拜在織田信長（1534—1582）的麾下，獲得信長的重用並罷黜其兄長前田利久（？—1587）而勝任尾張國前田氏的家督。在太閣秀吉和利家前後逝世後，繼承家督的長子前田利長（1562—1614）和利政（1578—1633）分別關原之戰中投效東軍和西軍，西軍戰敗後利政的領地遭到沒收，外加上加賀西部等領土，前田利長隨之坐擁加賀、越中和能登共一百二十多萬石的領地，成為江戶時代最大藩「加賀百萬石」的藩主。

直至近代，前田氏本宗的第十四代家督、亦是第十三代加賀藩主前田慶寧（1830—1874）繼位時逢幕末動亂之末，在最關鍵性的戊辰戰爭中，慶寧因率領加賀藩加入「薩長土肥聯盟」有功，在一八六八年一月頒布《王政復古大號令》後，於明治二年（1869）六月擔任金澤藩知事和授從三品敘，直到一八七一年政府推行廢藩置縣，慶寧隨之遷往東京。明治七年（1884）慶寧肺結核病逝，由長子前田利嗣（1858—1900）繼任為加賀前田氏（前田宗家）第十五代家督，於明治十七年（1884）政府頒布《華族令》後受敕封為侯爵，之後曾擔任過貴族院的侯爵議員。

前田利嗣於明治卅三年（1900）逝世時年僅四十二歲，由婿養子前田利為（1885—1942，為遠親七日市藩末代藩主前田利昭（1850—1896）子爵的第五男，娶利嗣長女漾子（1887—1923）為妻）於十五歲的未冠之年接任為前田宗家的第十六代家督及侯爵位。即使已廢藩置縣多和變易為華族多時，稱呼前田家當主利為時，「加賀百萬石」、「百萬石殿下」的美譽仍歷代不絕於耳。

前田利為原本的志願是成為一名外交官，惟聽取身邊親友認為「前田家的當家應當成為一名軍人」的說法後便立志從軍，分別於明治三十八年（1905）和四十四年（1911）十一月兩次自陸軍大學校第十七期和第二十三期畢業，與日後的陸軍大臣兼內閣總理大臣東條英機（1884—1948）同為第十七期入學的同期生。第二十三期畢業之時，以優等生資格，獲行幸觀禮的明治天皇御賜軍刀，其他的拜受軍刀的同期優等生尚包括其後的陸軍「統制派」的核心人物永田鐵山（1884—1935）、「皇道派」代表人物小畑敏四郎（1885—1947）、陸軍軍校天才的篠塚義男（1884—1945），以及戰敗後代表日本登上密蘇里號簽署《降伏文書》的陸軍參謀長梅津美治郎（1882—1949）等共六人。大正三十四年（1913），利為決定自費遠赴德意志帝國首都柏林留學和計劃遊歷歐洲等三年。

其實究其家世，不僅前田利為本身貴為軍人，其長兄、七日市前田家的家督利定（1874—1944）為貴族院議員，亦是陸軍步兵少尉出身；其次兄，富山前田家舊藩主前田利同伯爵（1856—1921）的婿養子前田利乘，為陸軍步兵中尉；其三兄，大聖寺前田家舊藩主前田利鬯（1841—1920）的婿養子前田利彭，同為陸軍步兵少尉、東京帝國大學法科大學生。除了次兄和三兄隨後因故退籍而無法繼承分支家督外，足可見「前田家當家應當成為一名軍人」主張之培養和貫徹，的確並非只有空談，而當時許多大名世家演變而來的華族當家，則未盡如此。

一九一四年七月歐戰爆發，此時在德國德累斯頓（Dresden）軍事研究的利為，經荷蘭海牙避難後轉入英帝國，持續考察軍事，根據一九一五年八月的消息，利為決然投入到英軍陣營中服務，夫人漾子於是再度遠渡英國，夫妻共居於倫敦郊外鄉間，直至一九一六年年末在參謀本部免職的命令下結束考察工作歸國。一九一七年十月以陸軍步兵上尉的身份被英王喬治五世（George V，1895—1936）授予軍功十字勳章（Military cross）。該勛章只頒授於那些在陸戰上與敵軍交戰之英勇表現者；一九一九年一月再獲榮頒英國皇家維多利亞三等勳章（Commander of the Royal Victorian Order）以表揚對敵作戰英勇者。雖然可記錄不多，但憑藉戰功所授予的若干勳章，前田利為在旅居英國之時必定有番作為。

大正九年（1920）一月，前田利為被陸軍省指示以研究軍事為目的，委派至法國出差，期間代表日本參與到了《凡爾賽合約》下的德國—丹麥國境劃定委員會，曾負責德意志帝國戰敗後兩國邊境領土所屬的問題，並向外務省提呈了詳盡的報告。任免後，利為決定繼續待在法國自費留學一年，其後於大正十三年（1924）獲法國政府授予國家榮譽軍團三等勛章（Commandeur de l’ Ordre National de la Legion d’Honneur，指揮官勛位）以示表揚其特殊貢獻。惟滯在法國巴黎期間，一向身體虛弱的侯爵夫人漾子，在夫妻準備歸國前夕身患嚴重腎病，於四月十七日客死異鄉。於是，大正十四年（1925）二月，前田利為迎娶係出前播磨姬路藩酒井家的第二十五代當主酒井忠興伯爵（1879—1919）之女菊子（1903—1988）。酒井菊子原本與海軍軍人的久邇宮朝融親王（1901—1959，即昭和天皇香淳皇后良子（1903—2000）的兄長）存有婚約，隨後爆發朝融親王事先解除婚約的醜聞，但最終在兩家和解之下正式確立，朝融王於一九二五年一月下旬旋即與海軍大將伏見宮博恭親王（1875—1946）三女知子郡主（1907—1947）成婚。

大正十二年（1923）歸國後，前田利為前往先前服務過的近衛歩兵第四連隊升任大隊長。除了昭和二年至五年（1927—1930）曾短暫派駐英國倫敦大使館武官，期間亦曾隨員出席倫敦海軍會議外，前田利為大部分時間都待在國內任職，一直到昭和十年（1935）年出任參謀本部第四部長（負責戰略和戰術課），以及次年出任陸軍大學校長並晉級為中將。不過，1932年一二八事變後，在參謀本部的命令下，時任第十課（負責運輸）課長的利為曾於四月上旬委派至上海搜集戰史資料等工作約三週。

昭和十二年（1937）八月，昭和天皇親自任命利為為陸軍第8師團長，兩年後再編入預備役，而當時的第八師團長年於中國東北戰鬥並隨後長駐在滿洲國。利為曾短暫被派遣至「防共最前線」的北滿洲一年，基本負責與師團的通訊、上報戰情和制定計劃等事，於昭和十三年（1938）十二月下旬歸國。雖說難免英雄無用武之地，亦不過這也算是利為學以致用的專長。一般認為利為在第八師團任內反對關東軍對蘇聯採取強硬政策等，觸犯了上級底線而只能罰坐冷板凳。

昭和十六年（1941）九月下旬，翼贊體制下的文化界組織「文化奉公會」等作家擁戴前田利為為會長，同時也擁立陸軍報道部長馬淵逸雄（1896—1973）、海軍報道部長前田稔（1893—1990）和帝國軍人護援會長奈良武次（1868—1962）為顧問團；戰爭爆發期間的十二月二十五日，又獲當時貴族院會議議決為第一部部長。

同年十二月中旬，太平洋戰爭正式爆發，日軍艦隊分批南下襲擊英、荷殖民地，迅速於一個月內便佔領了汶萊（Brunei）、英屬北婆羅洲渣打公司（North Borneo Chartered Company，今馬來西亞沙巴州）和砂拉越王國（Raj of Sarawak，今馬來西亞砂拉越州）等大英帝國所屬之保護領和直轄地，約至次年三月末左右，日軍順利攻陷婆羅洲全島。昭和十七年（1942）四月十一日，駐守當地的陸軍被編制為「婆羅洲守備軍」（即陸軍第三十七軍前身），二十日再編入南方軍作戰序列，專門負責前英屬婆羅洲（或「北婆羅洲」, Kita Borneo）的防守任務；荷屬婆羅洲則劃分為「南婆羅洲」（Minami Borneo），歸帝國海軍西南方面艦隊所轄。北婆羅洲的軍政總部設在原砂拉越王國首府古晉市（Kuching，一九四四年再遷往亞庇（Api，今馬來西亞沙巴州哥打京那巴魯））。

前田利為以既往優越的資歷等重獲器重，以預備役中將身份被委任為婆羅洲守備軍總司令官（「ボルネオ方面陸軍最高指揮官」），於一九四二年四月下旬由東京南下北婆羅洲，在途徑福岡時對外說道：「我大約在兩年前訪問過北婆羅洲，所以我對這個島嶼有所了解，也將會根據當地的情況持續完成我的使命」。原來早在昭和十五年（1940）九月之時，北婆羅洲渣打公司政府曾經迎接過十一名當時正負責視察日屬南洋群島託管地（South Seas Mandate）的日本貴族院議員，而這個「南方視察團」的團長即前田利為本人，並在二十五日歸國時對外稱道：「日本南進前線同胞們的鬥志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影響，特別是在菲律賓島達沃（Davao）活躍的邦人約一千七百名，由於在壓迫政策之下，使得他們對目前的情況非常緊張。」

佔領北婆羅洲後，當時剛成立的婆羅洲守備軍，總部原訂設在砂拉越東端、油田所在地區的美里（Miri），但五月初旬前田利為抵達後提出反對，並認為將總部定於古晉才是最恰當的基地所在，並入駐在砂拉越白人拉惹（White Rajah）的皇宮（Astana）為大本營。利為在地就職後，於六月十八日發表了《關於「婆羅洲」守備軍軍政會計事務制定報告》等共五十二條規予東條英機。八月十五日，再針對當地的俘虜收容問題提出取締規則，以及收容所服務規則等十一條。期間，他也率領一眾高階軍官親臨拜訪汶萊蘇丹阿末達祖丁（Sultan Ahmad Tajuddin, 1913—1950），並與當時的王族等留下珍貴合影，其中便包括一九五○年繼兄長駕崩後登位的奧瑪阿里賽夫丁王子（即蘇丹奧瑪阿里賽夫丁三世，Sultan Omar Ali Saifuddien III, 1914—1986）。

據當時英文報章《昭和時報》（The Syonan Times）的報導稱，前田利為抵達北婆羅洲後開始啟動北婆羅洲的西部和北部的重建工作，全島秩序已基本恢復正常，難民已逐步返回家園之外，被英軍摧毀的公共設施已進行重建和復原，包括美里的油井、木材業和火柴廠等也已恢復運作。

但前田利為認為：「雖然島上的物質重建已基本完成，但由於英國和荷蘭當局迄今助長的封建制度，使得我軍在管理該島方面仍然面臨著艱巨的任務。」因此，當局已經制定一項藉以聯合整個婆羅洲的有效計劃，以便消除以往不同省份之間的關稅壁壘，並且試圖統一規範化其餘的障礙。此外，五百名日本官員將隨之抵達並分派至婆羅洲各地區，從而使行政管理工作能順利進行，更重要的是尋求當地的華人、馬來人和其他原住民等的密切合作。但事實上，日軍尤其針對和強迫當地華人繳納「國防軍」和人頭稅，許多參與援助祖國抗日的華僑籌賑會領袖、僑領和文教界人士更是被憲兵部視為肅清目標。

六月七日，按照前田利為所擬定的軍政大綱決定，北婆羅洲軍政要員已經準備就任，轄下的五州州長官兼陸軍司政長官有：東海岸州（今沙巴東半部）長官隈部種樹；西海岸州（今沙巴西半部）長官村上義正少將（1884—1963）、美里州（包括砂拉越第四、五省和汶萊）州長官兒玉魯一（1887—1969，曾任台灣日治時期的澎湖廳和台東廳長，後改派古晉州長官）、古晉州(包括砂拉越第一、二省，前荷屬東印度所屬西婆羅洲和納土納群島)長官德野外次郎少將（1883—1945），及西部州（砂拉越第三省）長官千田俔次郎少將（1884—？），同時也任命了各部課長和各州縣知事等，共五州十四縣之人員。

八月八日，前田利為前往砂拉越中部內陸城市詩巫（Sibu）主持更名儀式，詩巫在日治時代根據日文譯音，更名為「志歩州」（Shi-bu），在此之前古晉也同樣被改成了日語拼音的漢字「久鎮」(Ku-Chin)，由北婆羅洲軍政監部於一九四三年一月正式確立地名改稱。

或許是天意的安排或捉弄，雄心壯志的前田利為還未任滿五個月，於九月五日上午搭乘飛機前往納閩（Labuan），為當地空軍基地開幕途中遭遇空難離世，飛機殘骸和遺體直至近一個月後才於民都魯（Bintulu）的丹絨巴都（Tanjung Batu）海岸被發現，事故原因迄今仍是懸案一樁。此時原本已獲嘉許升任陸軍大將的利為，直到逝後的十月二十七日才正式被追晉，而其空缺於九月十八日由另一陸軍預備役中將山脇正（1886—1974）接替總司令官職銜。據稱下午登機之前，利為親臨古晉跑馬場親自監視五名被判決涉嫌於七哩機場偷竊汽油的華人青年的死刑過程，因此成為後世津津樂道的「冤魂索命」傳說。

前田利為，以及罹難的副官臼井唯一少佐（殉職時為大尉）和陸軍技師阿野勝太郎的遺骨，於十一月十四日順利運返東京，由長男前田利建（1908—1989）和親友前來東京車站迎接。到場者除了利為的生前好友、總理大臣東條英機之外，尚包括陸軍參謀總長杉山元大將（1880—1945）、貴族院議員阿部信行（1875—1953）、貴族院議長松平賴壽伯爵（1874—1944），以及鐵道大臣八田嘉明（1879—1964）等人。由於當時官方宣佈前田利為的死因為「陣歿」（因公殉職），前田氏家族因此須登記和繳納遺產稅，畢竟「陣歿」和「戰死」有免除遺產稅的極大差別，此事在帝國議會討論時曾引起一陣混亂，但是東條英機仍然堅持利為是因公殉職而非戰鬥身亡，不過卻也豁免前田家的遺產稅。

前田利為等三人的葬禮於十一月二十日於築地本願寺舉行，殡葬委員會東部軍司令官中村孝太郎大將（1881—1947）為委員長，參謀次長田邊盛武中將（1889—1949）、陸軍省軍務局長佐藤賢了少將（1895—1975）、東部軍參謀長辰巳榮一少將（1895—1988）、東部軍司令部付西山福太郎少將（1889—1961）等為副委員長。昭和天皇於前日追授利為一等旭日大綬章以表彰其生前之貢獻，由天皇的侍從長德川義寬（1906—1996）親自將勛章送往目黑區的前田本家侯爵府邸（今駒場公園）。葬禮當天的臨終儀式，東條英機、內閣政要如前外務大臣有田八郎（1884—1965）、前總理大臣平沼騏一郎（1867—1952）和林銑十郎大將（1876—1943），以及高階軍官、政府要員和家屬連同出席和致哀。

利為的骨灰安放於京都大德寺，並於同月二十八日舉行骨灰入位儀式，前田家親友之餘，其中有名者便包括前總理大臣近衛文麿（1891—1945）的繼母近衛貞子（1871—1945），與近衛文磨早逝的生母衍子（1869—1891）同為加賀末代藩主慶寧之女，即利為的姑母。另外尚有貴族院議員眾人如酒井忠正（1893—1971）伯爵、阿部信行、細川護立侯爵（1883—1970）等。此外，大德寺與前田家亦有很長的歷史淵源，加賀藩始祖前田利家於慶長四年（1599）逝世後，其正室松子（或阿松，1547—1617）便是在此寺出家，號芳春院，並慶長十三年（1608）於大德寺內建立了芳春院，貴為前田氏的「菩提寺」（家廟），而芳春院內祭祀的便是前田家的歷代牌位。值得一提的是，一路從東京護送前田家族至京都的阿部信行和林銑十郎等，出身於石川縣金澤市，即舊時加賀藩的藩士家族，因此報導也稱這些軍官為「舊藩士」。

納閩島隨後在整個日治時代，即一九四二年十二月九日至日本戰敗為止，曾一度被更名更名為「前田島」(Maeda-shima)，以表示對前田利為的紀念。民都魯海岸發現遺骸一處，敏鶴縣廳（Bin-tsuru，即民都魯Bintulu的日文漢譯音）當局亦曾樹立一座木刻碑柱以示悼念。這些時代印記之後也不復存在，僅能從歷史文獻和老照片等得知。昭和廿年（1945）四月二十五日，日本靖國神社的春季臨時大祭，計有四千一百三十八名新祭神，其中便包括前田利為，以及一九四三年四月遭美國空軍伏擊陣亡的聯合艦隊司令長官山本五十六元帥等（1884—1943）。

前田利為除了是一名守職的軍人，作為赫赫有名之戰國大名之後代和家督，對收藏古文物和美術品亦有濃厚的興趣。由於意識到了關東大地震後對古文物的損害，也想避免前田家代代相傳的藏品如古書、藝術品和刀劍等遭到毀壞，利為於是在一九二六年成立了「公益法人育德集團」，也就是現今的「前田德育會」之前身，其中大部分收藏品以古書籍為主，又將建築物命名為「尊經閣文庫」，地點同樣位於目黑區駒場公園內，即前田侯爵府邸一側。其中，利為本人四度出洋，閒時熱愛參觀展覽和藝術家工作室，從中收集了不少西洋繪畫作為家族藏品。

「歐洲通」和文武雙全的前田利為，在殉職後的新聞報導中，被認為其擁有「銳利的頭腦和旺盛的研究心」，喻為北婆羅洲軍政基礎的奠基者，就任期間儘管官署設備不全，在嚴酷的天氣中能埋首於讀書和研究，一有暇餘時間便乘船或飛機前往各地巡視，如深入到砂拉越王國未盡開墾的原始森林視察。同時，除了油氣和製材的穩定建設，利為也認為須針對礦業、工業、漁業等加強資源調查，並為開墾計劃的提供了自身的觀點和研究，惟此番勞碌地東奔西跑，卻增加了其致命的風險。熟悉軍事知識和豐富學識的利為，若非死於一場空難，相比在北婆羅洲的軍政統治中，或許能扮演頗具歷史性和影響力的角色，奈何這一被當地人喻為「婆羅洲最後武士」（The Last Samurai in Borneo）的貴族軍官壯志未酬，身已先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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