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南亞近代史】曾任港督的金文泰在海峽殖民地的管治史（下）

1932年金文泰官訪馬六甲時，與陳禎祿家人合影。前排左三為金文泰、左四為陳禎祿；右四為金夫人瑪麗、右一為千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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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說是金氏由於受到治港時期省港大罷工的悶氣，更多輿論是譴責他故意以黨禁排斥華人，但論其時代背景和因素，摒除民族主義和史觀偏見，金文泰的因時制宜的對策確實有其必要性，必須清楚區分開來，就事論事。

其一，金文泰以英屬殖民地利益和因素為出發，中國在北伐前後期的民族主義開始趨烈和高漲，他當時發現國民黨滲透各領域，在馬來亞的華文學校和華文報章等都佈滿了反英宣傳，對殖民當局的統治合法性極其不利。而且在其上任後，碰巧又遇到國民黨馬來亞支部在新加坡開會時的大張旗鼓和喧囂行為，親眼見證了國民黨在華僑的影響力甚鉅和具威脅性。金氏或許認為，禁除國民黨活動會有效制止產生更多麻煩和事端，但他卻也忽略了，華人普遍擁護國民黨的事實，以及矯枉過正的政策所導致的後果。

即便時任僑務委員會副委員長周啟剛，針對金氏1934年六月致辭中列舉的國民黨問題予以反駁，國民黨亦可宣稱無辜，但金氏和殖民當局也並非察覺不到日益激化的中國民族主義，為了貫徹遏制政策和減低華僑騷動，禁國民黨支部無疑是種迂迴的對策，以達到警示各界的作用，特別是華人。

其二，省港大罷工被認為是金文泰對國民黨和華人心存芥蒂的原因，實也不甚正確。金氏於1925年十一月接替態度強硬的司徒拔爵士（Reginald Stubbs）時，罷工高潮雖已漸緩，金文泰甫上任港督即反對動武，主張與廣州國民政府對話和維持良好關係，這也是金氏因地而制和識得變通的優點。他支持負責調解糾紛的政商界領袖周壽臣和羅旭龢（Robert Kotewall）組成武裝防衛的「工業維持會」與英軍一同維安，隨後也周壽臣為香港首位華人行政局議員，和增加立法局的官守和非官守華人議員席次。其任內也開始推動華文教育，委任前清翰林賴際熙創辦香港大學中文學院（School of Chinese Studies）並斡旋和協助募款，同時也提升鄉議局為法定機構等，化解大罷工後華洋間的緊張關係，有效化解和對應趨烈的民族主義。

另一方面是蔣介石在國民黨地位日升和部署北伐，準備對黨內的中共進行整肅和鎮壓，整個局勢都有利於英帝國修復與中國間的關係。罷工後港府也針對罷工制定各項法案、限制報章的反政府言論，禁止香港工會把資金用於港外的政治目的，也禁止中國工會在港設立分部等舉，其實跟金氏隨後在馬來亞的禁令，有異曲同工之處。

1927年至1930年，英帝國為了保護在華利益而讓步，國民政府陸續收回漢口、九江、鎮江、廈門等租界和威海衛租借地，考慮到香港以及新界亦將面臨問題，熟悉新界的金文泰竭力聯絡和改善新界事務，並多次建議永續新界租約期限。

在公在私，金氏考量的自然是英帝國和臣民（British subjects）的利益，這也並不意外。金文泰穩住香港並推動革新，與國民政府並無實際矛盾，金氏的改革反而使當地華人政治地位提升，政府更為關心和傾聽華人問題。惟香港是一案例，馬來亞又是另一碼事。

其三，雖說金文泰認為資源條件豐富的「星洲何處不如香港」，並致力於海峽殖民地尤其新加坡的工業化和基礎建設，但治理馬來亞的情形比香港來得複雜，「中國通」在此地不甚相通，最懊惱的莫過於華僑問題。經濟蕭條後待興的馬來亞，殖民政府統一採取縮緊移民政策和限制外僑，因而直接數量龐大的華僑群體的來往和流動，遭華人非官守議員批評為種族歧視之舉，在議會引起激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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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議員陳禎祿認為這是排華政策，對馬來亞而言無疑是損失，貿易成本也將提高。兀敏認為此法並非針對華人，而是實施於任何外僑人士，藉以保護本地人口競爭利益和遏制失業問題。金氏指出，藉條例增加稅收和適時管理外僑，自身雖對中國有深厚情感和敬仰華人移民，但為了馬來亞的經濟和政治利益，也僅能引介和執行。《外僑法令》頒布之前，殖民地常務次官威爾遜爵士（Samuel Wilson）抵馬實地考察時，中華總商會代表華社前即往新加坡會面並提出抗議，亦有印度裔社群提呈了備忘錄，要求撤銷條例。

與此同時，在海峽殖民地英華公會（Straits Chinese British Association）代表林漢河、連裕祥和陳禎祿此時聯名請願，開放英籍亞人（即殖民地本土出生，持英籍和永久居住權的非歐裔人士）得以在馬來亞行政機構擔任文官的權利，以盡其英藉民的公民責任，隨後在立法會議中通過。但雖貴為英籍土生華人和不諳中文者，陳禎祿亦不懈為華人爭取和馬來亞各族群爭取平等待遇，並斥責政府在政策上偏幫馬來人和忽視他群，向威爾遜呈意見書呼籲一視同仁。1933年十一月，陳禎祿接任和兼替行政會議議員職，可見殖民當局也慎重看待和回應陳氏的提議，即便在爭取華人權益上，殖民當局立場依然如故，亦時有爭執。

其四，不可忽視馬來人方面的因素。1932年十二月威爾遜爵士之所欲到訪殖民地，目的不是為了華民事務和聽取僑領請願，而是為了「下放政策」計劃。恰好在中國民族主義狂飆的1920年代，現代馬來民族主義思潮和政治意識開始形成，個中因由分別是馬來現代知識分子的崛起，以及外來人口逐漸形成的壓力。土生華人議員如林清淵也擔憂中國局勢惡化和為保護華人在地利益與身份，曾極力要求當局給予平權，無不使馬來人擔心殖民政府讓步而失去自身權益。

金文泰在上任不久，即於森美蘭州神安池王宮（Sri Menanti，Negeri Sembilan）舉辦的馬來統治者會議（DURBAR）中，提議建設「泛馬來亞聯邦」（或「馬來亞化」），主張重新統一和分配職權以節制重疊和成本，並企圖加強英屬馬來亞各類殖民地的聯繫與管理，藉此利己利彼。金氏想以平衡互惠，和放權讓各州掌管事務，卻遭受到各界上層人士擔憂流失權力（利）的阻擾，無論是殖民地官員、馬來統治階級和政商人士抑或華商，皆害怕利益受損而大加反對。雖下放分權計劃無疾而終，卻為日後的馬來亞的聯盟制奠定了基礎。

金文泰雖有改革遠見和現實關懷，但由於時機不利和過於倉促自我，故而得罪各界人士、成為政治理想之犧牲者，最後於1934年二月返英養病後黯然請辭，交由布政司郝德傑爵士（Andrew Caldecott，次年繼任港督）代理至新督上任為止，基本僅任滿4年。此前，羅旭龢在據《海峽時報》記者稱金文泰任內馬來亞政府歧視華人時，一時感到驚愕，畢竟金氏治港時給予華人平等待遇和極受袒護和崇敬。然而，政治不是大是大非的問題，當殖民地利益當前與自身改革理念，往往因時和因地而異，也因此導致了金氏治港和治馬引發截然不同的效應和評價，權衡損益的不同和人文地域等的差異性，亦導致其在治理上的問題和缺陷上產生歧途。

金文泰治港只須單方面以港英政府面對中國，而治馬卻須考慮到性質與權限異同的殖民地，更須面對多元族裔和各方勢力的挑戰，並在殖民地各造間做權衡和制約，以便作出對策和抉擇。金氏的是非功過，在各異的殖民地在隨後的時代、環境等變化所影響，也會產生不同的評議和觀點，但相反地也未必會因時發展後而改變，好比金氏在當地華社以致海外華人史的評價就普遍不高，之所以與香港的評價相差甚遠，即是未能客觀看待和整體評價，即便金文泰對當地大蕭條後的經濟復甦，作出了一定程度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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